科技行业与国防部的关系日益密切并非突发事件。

智库:五角大楼一直都在精心打造硅谷,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今,科技公司正在公开向国防部门示好。国防部的支出越来越多地流向大型科技公司,包括微软、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甲骨文和IBM。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最近邀请前美国陆军将军、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加入董事会。越来越多的硅谷“技术爱国者”,包括Anduril公司的帕尔默-卢基和Andreessen-Horowitz公司的马克-安德森等人,似乎急于证明技术行业可以缓解美国在地缘战略和经济方面的弱点。当然,如果能获得军事合同的话。
但是,硅谷与五角大楼之间日益公开的关系并非突如其来。相反,硅谷原本就由美国政府和军方一手打造,也是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服务,美国政府和军方急于在冷战及以后的战争中建立对对手的优势。也就是说,战后广泛而持续的政府资金,尤其是军事承包,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科技产业,将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周围曾经宁静的地区变成了今天繁华的科技大都市。

硅谷的军事历史

科技行业的爱好者们热衷于将硅谷的成功归功于自由市场的创业精神,在加州郊区的车库里诞生的伟大创意通过辛勤的工作和顽强的毅力得以实现。实际上,战后地区的企业家和研究人员得到了热衷于研发的美国政府的帮助:在与苏联的持续冷战中,技术、太空和武器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时期主要来自国防部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政府研发支出,形成了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奥玛拉所描述的硅谷成功的“蓝图”,飞兆半导体公司等公司努力争取外部投资,特别是通过政府和军方合同,促进并维持了公司的发展。通过这一“蓝图”,奥马拉认为,硅谷的科技公司通过政府资助获得了稳定的发展,在推动新市场形成的同时,也震撼了现有市场,从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资金流最终吸引了大学,附近的斯坦福大学鼓励研究生和教授将他们的研究和培训引入创业领域,实际上就是争取国防合同。瓦里安公司由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创办,1956年成为硅谷第一家公开募股的公司,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微波管。同样,斯坦福大学的衍生公司SRI国际也获得了建造关键军事应用技术的军事合同,包括地面和树叶穿透雷达系统以及关键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
总之,美国政府,尤其是军方的科技支出已经体现出无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明。例如,互联网起源于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现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简称DARPA)的一个名为ARPANET的研究项目,这是第一个计算机网络。几十年后,研究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接受了DARPA、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情报界发起的大规模数字数据系统开发项目的资助,创建了后来的Google。其他由DARPA资助的著名发明还包括过境卫星(GPS的前身)和iPhoneSiri应用程序,后者没有被军方采用,而是最终由苹果公司将其应用于消费领域。
如今,军方在硅谷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依然不可否认。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曾是加州桑尼维尔市最大的雇主。1990年,硅谷地区最大的九家军事承包商获得了超过11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虽然加州的国防开支有所下降,但加州仍然是全国军费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不稳定的关系?

尽管与军方的关系由来已久,但科技行业与军方的关系经常被描述为不稳定或不一致。这种关系确实有过低谷:随着20世纪90年代“五大”主要国防公司的合并,硅谷追求军事合同的积极性下降。科技行业的员工对科技与军方的合作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例如,谷歌员工在2018年成功迫使其雇主终止参与军事人工智能项目Project Maven。
其他一些事件表明,双方的联系更加稳定。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国防合同支撑着科技行业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直到911事件及其政治后果促使美国军费开支(和军事承包商数量)在随后的十年里翻了一番,即使许多硅谷企业担心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无休止战争”扯上关系,仍与军方保持一定距离。
2020年,前谷歌员工、现任记者杰克-波尔森的报道阐明,硅谷与军方之间的所谓分歧被长期夸大了。波尔森在报道中发现,在201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军方并没有公开合作,而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分包商与知名科技公司谨慎而频繁地合作,向科技公司员工和公众模糊了两个部门合作的程度。
与此同时,国防部于2015年在硅谷成立了国防创新部门,旨在促进与科技行业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的合作,尽管军方的科技人员萎靡不振,但该部门最终还是受到了积极的欢迎,目前正通过新的中心和更多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响力。
五角大楼对硅谷技术的需求不断增加,正如国防创新部门所展示的那样,乌克兰、加沙及其他地区的动能冲突又强化了这种需求,这只会加剧科技界对军事的固着。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当谷歌和亚马逊的员工对公司参与为以色列政府提供技术服务的联合项目“云霄计划”提出质疑时,谷歌解雇了50多名参与抗议活动的员工。
与此同时,科技领域有影响力的企业也在告诉员工要站队。“我们需要站在西方一边的员工”。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你可能不同意这一点,祝福你,那就不要在这里工作”。总部位于硅谷的门罗风险投资公司的文基-加内桑同样对《财富》说,在地缘政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政府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能保持中立"。

疏通军事科技网络

硅谷与五角大楼日益公开的关系并非自发形成。相反,在冷战时期大量国防和研究开支的刺激下,这两家机构之间的长期、根深蒂固的关系被各部门的“旋转门”束缚得越来越紧,确保了商业科技领域的进步有利于国防工业的底线。
五角大楼新的“复制者”武器系统采购计划的目标,尤其体现了科技在军方召唤下的定位,昆西研究所非驻地研究员迈克尔-布雷内斯和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将该计划描述为“生产更廉价的军事装备,同时配备最新的商业创新”。
综上所述,对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过度行为进行真正的清算,也必须迫使科技行业进行清算。在此之前,正如拜登政府2025年高达85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提案所显示的那样,军事合同,尤其是与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军事合同将有增无减。
见《负责任的外交》(2024年8月20日斯塔夫罗拉-帕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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