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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辞》的隐士文化解读_归去来兮辞真正隐士之乐
《归去来兮辞》是我国古代“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我们若穿越其田园诗清新、淳朴的狭巷，扑面而来的则是一缕中国古代圣洁、飘逸、浪漫、悠游的隐士遗风，让我们寻根到一种恬淡的隐士（所谓隐士，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体现。从传说中的许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士延续几千年），从中窥斑见豹地透视到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一、厌恶官场，鄙弃功名
陶渊明“厌恶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有一个形成过程。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也就是出仕。但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严重地阻碍了陶渊明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13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而且使他见识了官场的龌龊和阴暗，充分地加强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于是，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点燃了他归隐山林的决心。在辞去彭泽县令后，他就断然走上与仕途生活决裂的道路，真正解甲归田了。《归去来兮辞》就是陶渊明初归家时所作。开篇即直呼“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论员切，违己交病”，其痛恨的心情是何等诚挚啊！他在挫折的仕途中彻底反省，视功名利禄如粪土，高唱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毅然归人园林。这与他在《归园田居》里发出的追悔之声――“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其厌恶官场、鄙弃功名之心可以天鉴。
二、娱情诗酒、崇尚自然
饮酒赋诗是隐士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隐逸文学关涉诗酒是隐士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苏轼说：“渊明之诗，篇篇有酒”，虽然不失夸张，但是陶渊明题为“饮酒”的组诗就有二十首之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归隐后的第一件乐事应该也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斟满一杯酒，自饮自酌，那份悠然，那份沉醉，都是陶渊明追慕已久的个性释放。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使人陶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他们是在借酒解忧。不仅如此，文人雅士的琴书之乐更添一种别致的浪漫情怀。诗中“乐琴书以消忧”“临清流以赋诗”便是陶渊明难得的雅趣。荀子曾在《乐论篇第二十》中说：“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因为钟鼓为金石之声，雄浑壮美，适合于言志；琴瑟之音则平淡、雅和，适于养心。陶渊明推崇琴乐琴风，是在返璞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的隐士情趣，是诗人摆脱官场压抑生活的束缚后所得身心之乐。
历史上的隐士大多隐居山林，朝夕以山水为伴，游乐于山水之间。这种寻求山林的野趣和娱情诗酒的雅趣一样，共同点缀了隐逸之士心灵清纯的晴空。作为田园诗派代表人物的明渊明当然不例外，他皈依自然是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问征人”、“恨晨光”，实在亲切感人。诗人愉悦之情不可抑制，自家钟爱的“衡宇”、“僮仆”、“稚子”、“松菊”、“酒樽”早已激动地奏起了闲居生活优雅的旋律，让诗人领略到无尽的闲情逸致：“引壶觞”、“眄庭柯”、“倚南窗”、“涉园林”、“策扶老”、“观云山”、“望飞鸟”、“抚孤松”。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诗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清代文人就有“菊令人野”、“松令人逸”的感叹。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这种物我为一，宠辱相忘的生活境界何尝不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真实写照呢？
以陶渊明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寻常的隐逸文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为了排遣自己心中那种“不得志”、苦闷的心情，他们崇尚庄子“无为”和“遁世”的思想，借饮酒、隐居等形式，从“放肆”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而这也成就了现在所说的“隐逸”。而陶渊明，则是这时隐士中“有名”代表之一。
陶渊明在其一生中多次担任官职。为了生活所要，他不得已为官；但最后总是不习惯官场中那种趋炎附势、紧跟“富贵”的风气，而愤然离去。如他最后一次在彭泽任县令，郡上派督邮下来视察，督邮为人傲慢，要求陶渊明“拜访”他；左思右想，他长叹一声，道：“吾不为五斗米折腰！”随即取出官印，写辞职信，便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随后，他便正式开始了他人生中令后人所瞻仰的归隐生活。“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陶渊明隐居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也是其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例如有名的《桃花源记》、《饮酒》等等。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村田园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即“崇尚自然”。即便在之后的不久，一场大火肆掠，烧掉了他的房屋和田产，生活变得贫困，但陶渊明不但没有改变自己淡泊明志的初心，反而时刻保持着自己一份“安贫乐道”的心境，并用文字写出自己农耕所独有的体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是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下的自己从事农作的独到感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他提到，劳动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础，不劳动的话，什么都谈不到。
这两首诗中都提到了劳动的艰辛，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所得到的快慰，描绘苦楚却又真切。他通过劳动，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实现了自我意识，求得其内心之平衡；使自己与自然融合沟通，在日常如似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思想节操，最终获得其心灵的安定和平静。
以陶渊明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寻常的隐逸？不难看出，古代中国隐士的人格特点和魅力，是那种平和冲淡、超然脱俗、注重心意、不拘形迹、不苟富贵、不慕荣辱、随遇而安、一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处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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