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15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6月12日刊登题为《有关贸易的新华盛顿共识是错误的》的文章，作者是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卡普雷塔 斯坦·韦杰。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4月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就国际经济政策发表讲话，重点阐述了拜登政府为何认为保护敏感行业应取代自由贸易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在沙利文的讲述中，这种转变在国内和美国的一些关键盟友中已被广泛接受，因此应被视为“新华盛顿共识”。
虽然沙利文可能是对的，政治趋同正在发生，但来自历史及当今环境的证据表明，如果更新和改进旧共识，而非摈弃旧共识，那会更好。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政府开始，接下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拥抱了2017年之前指导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贸易原则。
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后，对来自中国的一系列商品发起了大规模贸易制裁，但这些制裁大多导致了美国消费者物价上涨。他还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从美国一些最亲密盟友进口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并扬言还要对汽车加征关税。
2021年以来着实让人意外的是，乔·拜登总统非但没有否定前任的贸易政策，还放大这些贸易政策背后的理念，对美国和全球贸易政策的未来提出严重质疑。
沙利文等人表述了拜登等人所采取的立场的转变，好像从实证角度来看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旧共识不是批评人士所说的灾难。恰恰相反。历史证据表明，扩大贸易对历史上最成功的财富扩张阶段和减贫行动起到关键作用，它还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巨大价值。
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所作相关研究的一份最新概述总结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其中，全球商业给美国人带来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利益。此外，据联合国估算，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大约有10亿人摆脱了赤贫。
实施日益严格的“购买美国货”规定、破坏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将危及所有这些好处。其他国家不会在不以牙还牙的情况下接受在美国市场对其产品设置更高壁垒。其结果将是给所有相关各方带来福利损失和生产力增长下降。
造成目前这种转变的，并非是与自由化贸易带来广泛经济利益的明确记录相矛盾的证据，而是政治考量。
尤其是，拜登政府推动了整个战后时期最为积极的受优待行业和企业直接补贴行动，这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所认同的贸易原则。联邦政府通过两项立法——《芯片与科学法》和《通胀削减法案》——向被认为对能源转型和增强半导体等敏感行业韧性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提供直接税收补贴、优惠贷款和以国内成分要求为条件的保护。
高盛公司分析师预计，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提供的补贴将在10年内耗资1.2万亿美元，比去年的官方预测多出数千亿美元。
此外，支持某些但并非全部企业和行业的联邦项目必然会造成经济扭曲和大量不公平。没有资格享受补贴的企业面临更高的劳动力和供应成本。
给美国消费者造成的成本也相当大，因为他们必须购买有国内成分要求的产品。这必然意味着更高效的选项被推到一边，竞争也会减少。
产业政策的重新出现也使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政治扭曲的影响。政治关系和游说能力的重要性将上升，而技术能力和效率将下降。
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转向战略性保护主义也暴露出对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信心。在某些群体中，人们往往羡慕地看待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给私营企业设置边界。
作为70年来支持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的美国，如果转而选择提升短期政治考量，那么自由贸易带来的所有巨大好处都将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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