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知名华裔学者李成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乃至“未来十几年都很难好转”，可归因于世界上的四个趋势：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严重的两极化--把世界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狭隘地、太过意识形态化地看待问题。
其根源还在于，美国对失去优势和领导地位感到恐惧；美国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两元视角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他认为，美国两党对中国强硬有共识，要找共同的外部敌人也是事实。但如果认为两党有共识要转移美国的国内问题，要跟中国开战那就言过其实了。
他指出，目前美国国内的撕裂已经很难转嫁为外部危机，靠对外战争来化解党派敌视与内部冲突不但不会凝聚美国社会，只会更撕裂美国社会。大多数美国有识之士对此是很谨慎的，尽管目前想把形势推向美中对抗冲突的人不少。
在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时，现任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的李成相信，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15年后中国将更具竞争力。美国在竞争过程中的“脱钩断链”、全力打压不会成功，就连多年来以国家力量全面制裁华为都无法将之摧毁，更遑论击败中国。
李成表示，届时，试过所有的错误举措后的美国终将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他指出，中美不一定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个最具实力的国家谁也打败不了谁，终究只能和平共处。在人工智能时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毁灭。
中评社记者：像您所说，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想方设法，以香港为据点，冒着风险去探索中国。现在的中国比50年前的中国要开放宽松得多，为何美国学者反而对中国望而却步了呢？什么造成中美关系这种状况？
李成：有很多原因造成目前的状况。我觉得目前世界上有四个趋势：逆全球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以及最严重的两极化--把世界定义为“民主与威权之争”，狭隘地、太过意识形态化地看待问题。
布热津斯基1997年在《大棋局》里面讲到，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是千万不能够自满。有很多危险的情形，对美国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走到一起，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也不是由于文化，而是被迫应对美国这样一个共同的威胁，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布热津斯基认为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形，但现在美国正在面临这种情形，而拜登政府可能认为他们的政策很成功--把欧洲连在一起，让日韩更积极参与军备竞赛。
但这里面是有代价的，难道要在东北亚发起新的战争吗？你已经有两场战争，你有没有能力进行第三场？如果东北亚打仗了，你真的让日本和韩国去打，美国自己不介入，这可能吗？一些美国智库建议叫台湾人打巷战，台湾人会接受吗？
美国两党对中国强硬是有共识的，但不能进一步认为两党要共同通过找敌人，把中国作为敌人，跟中国开战。难道真有一个议题可以把美国团结起来吗？俄乌战争、巴以战争都没有把美国团结起来，跟中国打仗会把美国团结起来吗？不会，我觉得会更撕裂。
很多美国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谨慎的，但目前想把形势推向那么远的人也不少。民主党的执政者可能没这么想，共和党一边，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本人想走向战争，但他旁边有很多主张支持台湾独立的“反华鹰派”。
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是，美国对失去优势感到恐惧。美国人宗教化的非黑即白的两元视角，与中国文化中庸之道和模糊地带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这不符合我们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多极化。我们面临的问题远远超出意识形态之争，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核扩散、贫富差距等等。很遗憾，两极化阻碍了应该有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叙事方式必须要改变。
中评社记者：但是能改变吗？您对中美关系是乐观，悲观，还是谨慎乐观？
李成：中美关系短时期内不会好，十多年内不会好。但是美国很多现在的做法，比如对华“脱钩断链”、科技上“卡脖子”最终都不可能成功。你如果连华为都打不败，你如何击败整个中国？
中国现在强调科技发展，就是准备高科技的竞争。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如果能够做成，10年、15年以后，中国将处在一个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地位，改变以前靠出口引导、房地产拉动的发展模式，找到替代能源、数字经济、“软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新增长点。当然这不会马上看到结果，需要持续培育。
丘吉尔说得好：美国会做对的事情，但是在试了所有的错的事情以后，碰壁了以后才会改变。我觉得美国终将会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两国和平共处。这里又引出了基辛格的观点：实际上中美两国是在现代历史上很罕见的旗鼓相当的国家，势均力敌。中美不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个最具实力的国家谁也打败不了谁，终究只能和平共处。在人工智能时代只能合作，你不合作，就是互相毁灭。
这个逻辑现在美国人难以接受，因为现在美国处在非常恐惧的状况，害怕失去领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曾经自信心满满的美国，如今担惊受怕。此时美国政治精英正处于历史上最焦虑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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