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美国的新产业政治留下一推疑惑。近期的学术研究为支持政府有选择性地干预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产业政策的成败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产业政策又回来了。几十年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策一直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与此相反，现在我们有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CHIPS与科学法》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所有这些都包含了重要的产业政策内容。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只留在美国。其他国家也同样寻求保护和加强其工业基础，并采取了类似措施。问题在于，是否应该欢迎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努力的回归。
工业政策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制造业报告》（1791年），甚至可以追溯到16世纪60年代路易十四国王的首任大臣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产业政策已不再受到青睐。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式无法为政府有选择性地干预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提供依据。
支持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证据也很薄弱。据观察，提供税收减免和关税为寻租敞开了大门，导致资源耗散，并将补贴提供给低效、不值得的生产者。
然而，近期的学术研究为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新的理论为工业化的"大推动"模式提供了严谨的理论依据，在这一模式中，任由市场自生自灭，无法协调互补产业的同步扩张，如果没有其他产业，任何产业都无法生存。这项研究还完善了我们对临时保护能使新生产业站稳脚跟的条件的理解。研究表明，即使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知识产权制度下，在创新激励与传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新技术的开发者也可能无法从他们的努力中获得全部回报。
在实证方面，近期的经济史令人信服地讲述了政府政策在促进19世纪工业化中的关键作用。严谨的研究记录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以地方为基础的政策是如何在联邦转移支付失效后仍继续鼓励受影响地区的制造业就业。
其他新的研究表明，二战时期对美国国防工业工厂的投资如何导致地区就业的永久性增长，以及高薪制造业工作的持续扩张。还有一些最新研究则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计划是如何在计划结束后继续促进目标产业及其供应商的扩张和动态比较优势的。
这项研究处于国内和国际两种趋势的背景之下，因此其结论更加及时和有说服力。在国内，将经济发展的控制权交给市场显然有可能使大量人口和地区落在后面。
当然，市场的力量不会自动让所有的船只扬帆起航，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但是，有一段时间，人们为了追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很容易就忘记了这一点。最终，阿巴拉契亚等地区集中的贫困和持续的人口减少有力地敲响了警钟。民粹主义对允许这些情况持续存在的统治精英的反弹，为更多的干预政策提供了政治理由，哪怕只是为了帮助这些精英继续掌权。
在国际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为重新回岸和进一步发展，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的政策提供了理由。经济理论和国际法早已承认自由贸易存在国家安全例外。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提醒我们注意这一基本事实。
但是，即使工业发展的动力、萧条地区的问题以及国防的需要为工业政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经济理由，政治经济方面的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因为，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哪些部门和企业会因为公共资金的注入而提高效率，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哪些行业应享有国家安全例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换句话说，怎样才能确保政治进程能够提供针对正确产业的政策，即那些基于上述理由值得扶持的产业？
近期关于产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辅之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能否按照美国军事基地关闭委员会的模式，将补贴对象的决定权下放给独立委员会？
如果像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那样，将权力下放给一位从产业界或学术界借调的计划主任，那么将如何挑选这位主任？如何确保此人与资金接受方充分协商，并密切监督接受方的绩效？
政治竞选战略家詹姆斯-卡维尔有一句名言："愚蠢的是经济”。这也许是赢得选举的一句有用的口头禅。然而，说到成功的产业政策，关键在于政治。
Project-Syndicate|2023年10月9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巴里-艾克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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