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吸取疫情的教训之后，世界各国政府正在转向采用诸如离岸外包、补贴和贸易限制等产业政策举措来刺激本国经济、支持清洁能源转型和实现贸易来源多样化。但是，这些旨在促进国内生产和全球供应链弹性的政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国际溢出效应，抑制竞争和技术进步。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宣布的一系列政策表明，产业政策又回来了，而且再次成为实现三个普遍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
美国的《降低通胀法案》（IRA）、《CHIPS和科学法案》、印度的“印度制造”政策和印度尼西亚的商品出口禁令，都是主要工业手段的突出例子，这些手段旨在刺激经济衰退后疲软的国内经济，支持能源转型，并调整全球贸易方向，以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在疫情期间，各国受到警醒，全球对供应链复原力的兴趣也再次高涨。区域性合作应对措施，如关于供应链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第二支柱，正在慢慢形成，供应链成果也明确或隐含地成为近期许多国内产业政策努力的一部分。
与经济刺激、绿色转型和地缘政治重组政策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还有支持离岸外包或友链外包的补贴，或为促进本地生产而对贸易的限制。各国政府利用国内产业政策拓展新市场，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的支持，使其供应选择多样化。
将产业政策用于多重目的的一个挑战是，所宣称的目标可能相互冲突。例如，《降低通胀法案》试图利用税收减免条件来促进电动汽车（EV）的普及，同时偏向于友好国家的车辆和投入。这些条件甚至给欧盟和韩国等盟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很大问题。虽然法律最终增加了漏洞，削弱了其贸易影响，但低成本减排与地缘政治脱钩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即使在国家安全领域，产业政策也会影响到复原力。出口管制可用于防止敏感技术落入对手之手。但出口管制是有代价的，它惩罚了制造尖端技术的企业，并可能鼓励对手加强自身的创新努力。在一个不那么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里，绿色技术并不是唯一一个补贴竞赛愈演愈烈的领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业政策在建设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中没有一席之地。这些政策既有积极的国际溢出效应，也有消极的国际溢出效应。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在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下，这些政策可以刺激跨越国界的技术变革，降低整个供应链的成本，使更多的企业开始生产。
风力发电技术就是一个例子。丹麦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产风力涡轮机，并得到价格保证和优惠税收待遇的支持，不过，却没有贸易限制。补贴帮助企业边干边学，可能物有所值。这种技术诀窍通过丹麦在西班牙和德国的直接投资传播开来。2002年，92%的风力涡轮机出口来自丹麦，体现了先发优势。十年后，德国占38%，丹麦占22%，西班牙占13%。
如今，资本和技术诀窍正从中国和美国流向绿色技术及其投入的地区生产商。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新兴的锂精炼行业，以及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电动汽车制造业。要想从中获益，这些“第三国”必须保持开放。
但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更多的供应来源并不总能降低全球风险。产业政策的负面国际溢出效应，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补贴可能会损害另一个国家的竞争性生产商，或排挤第三国市场的竞争，即使这些竞争者的生产力更高。没有大国政府的支持，出口变得更加困难。供应链的灵活性和竞争力会降低。
中国进入并最终主导钢铁、造船和光伏电池市场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区分产能过剩与真正的技术领先和规模经济--例如电动汽车制造业也受益于国家的大规模支持，似乎是一个视角问题。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多边贸易体系受阻的情况下，各国对供应链风险的反应往往是试图从中国转移贸易。“印度制造“的核心是”中国加一"战略，印度制造商被定位为中国供应的补充。印尼的镍出口禁令部分是为了应对中国在镍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些努力在实现全球供应多样化的同时，似乎也解决了政策三要素的问题。问题是，它们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各自市场的竞争力。如果多样化政策最终阻碍了新供应来源的出现，就会产生恢复成本。如果支持变得根深蒂固，无法促进竞争，结果可能是昂贵的供应瓶颈。这些都是效仿中国战略的风险所在。
全球市场集中并不一定意味着供应链脆弱。对于在国际交易所交易的商品而言，即使一家主导企业限制贸易，也能很快找到新的买家和供应商。即使是自然资源市场--各国受其地下资源的限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脱离主导国家，2010年以来的全球稀土出口就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贸易产品可能高度差异化和专业化，寻找替代品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正如2021年柴油机排气液短缺所表明的那样，关键投入品可能会受到完美风暴的冲击，需要进行干预以避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的贸易政策加上储备可能是一个适当的选择，既能防范风险，又能保持灵活性。
多边贸易体系有可能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全球成果的方式管理负面溢出效应，包括供应链的复原力。虽然缺乏对世贸组织补贴进行全面改革的政治意愿，但各国政府应抓住边缘机遇。如果决策者能更多地了解外溢效应的规模，他们就能更好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这就需要广泛披露有关竞争和供应链本身的数据。
试图通过产业政策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同时降低风险，这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产业政策与竞争性市场相辅相成，贸易和资本流动保持开放，外溢效应得到合作管理，它们就可能成为全球复原力的来源。如果政策限制了竞争和技术传播，它们就可能成为脆弱的根源。
参见《东亚论坛》2024年8月15日杰森-塔巴里亚斯和萨姆-哈德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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