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扶苏即位，秦朝会像日本一样，万世一系吗？

不行 。

因为你的问题，周公旦已经给出答案了。

先解释“ 君权神授 ”这个词。

商人认为自己的“ 统治合法性 ”来自“ 天 ”，就跟日本天皇一样，认为自己是上天的儿子，统治大地是因为有“神”的许可。

这个结论反推； 就是“我”是无敌的，神支持我统治你们 。

现代人可能不理解这种心理，打一个简单比喻，“ 神”给你超能力，让你无敌于世界 ，所有人不是你的对手。挑战你的人认为与你作对，就是与神作对，打不赢而且还会有“天罚”，所以就听从你的统治。

但是，假如，有一天有一个普通人打败你，当着众人的面。

这就需要解释了，解释有二；其一， 神抛弃了你，选择了对方 ；其二， 打败你的人也有神的支持 。

原因二，可以去掉，这涉及“多神论”还是“一神论”，而我国在商周之际，可以视为“一神论”，可以理解为一种 宗教思想 。

既如此，就只有原因一—— 神抛弃了你，选择了对方。

这就是“武王灭商”后，周公给出的理论——“ 天命靡常 ”，“ 以德配天 ”“ 天从民意 ”。

“天命”是变化的，只有有德的人才有“天命”，而“天命”又是从民意的 。

看见没，完全的“理论”。

周公的意思是；商朝无道，失了民心，神不再授予他统治天下的权力，而我周朝统治天下，是因为天命转移到我们这。

历代统治者推翻前朝，均可以说“ 前朝失去了天命，而天命选择了我，所以我能统治天下 。”然后干掉前朝整个皇族。

但日本没这样的“理论”，所以神一直站在“天皇”这边，天皇才能万世一系。

当然，是否真的“万世一系”另当别论。

这个问题提得好，但结果总归不会如此美好。

因为正常情况下，扶苏根本不可能继位，何谈“万世一系”？

虽然秦始皇在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并高调宣称：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但历史已经狠狠打了始皇帝的脸，并同样高调宣称：“别做梦，快醒醒！”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被日本学习和借鉴了数千年，为何我们就不能借鉴日本形成“万世一系”的局面呢？

静夜史认为这和扶苏没有必然关系，但复苏却成为最好的反面典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扶苏之死”和“万世一系”这两个看似关联不大的事件，却因一个名词而牢牢联系在一起，这个名词叫做“权力”。

说到底，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万世一系”，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天皇的手中几乎从来没有实权。

既然没有实权，也就不会成为争权夺利者的目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即使头衔光环再多也不过是日本社会的一个花瓶，或者说是一个符号，更直白点叫做傀儡，特别是幕府时期。

而这样的傀儡之所以没有被取代，是因为天皇虽然没有掌握实权，却让自己逐渐掌握了神权，通过对天皇的神化，使天皇成为整个日本的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想取代天皇，就等于跟整个日本过不去。

这种不掌握实权却掌握神权的形式，与我国春秋时期非常接近。虽然周王室东迁洛邑后，周天子威严一落千丈，但依然是诸侯国眼中的老大哥，

谁要是跟周天子过不去，先不管其他住户反响如何，自己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的。

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华大地上终归不适合这种“类君主立宪”的形式。

自夏朝建立以来，中华文明的体量就远远大于日本的总和，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各诸侯国不仅因为资源总体的匮乏而大打出手，更因为无论黄河还是长江中下游，都是亚欧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之所以能够实行万世一系的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是名副其实的岛国，在海洋技术发展严重滞后的古代，海洋是日本最好的保护伞。

因为海洋的保护，不仅使没见过世面的日本容易建立起“君权神不授”的天皇制度，更使日本免于被其他强悍民族攻击和颠覆的可能。

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在面临其他诸侯国虎视眈眈的同时，还要时刻面对来自边缘的少数民族的侵扰，特别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

为了不被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吞并，中原地区的诸侯国纷纷开始自立自强的变法，通过君主集权的方式提升国家实力。

而自周朝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也决定了只有进行高度集权才能有效提高生产力。

所以在各国先后开始变法后，各诸侯国实力开始此消彼长，兼并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六王毕，四海一”！

而在秦朝统一六国后，才真正实现“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所以，秦始皇的出现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这也同时宣告了“万世一系”的不可能性。

因为秦始皇本就是权力的集大成者，让他放弃权力专心研究神学，与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这种革自己命成就万世功业的做法，秦始皇做不到。再者，我国也不需要。

日本的万世一系，除了地形上的极端封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版块儿从来都是支离破碎的，即使最大的本州岛也是山地遍布，这使日本的统一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天皇的尊严，幕府等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反而是一种省心的统治方式。

而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平原高原广布，一方面使统一成为可能，“周天子”这样的符号不断失去市场；另一方面也使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神权的存在。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对神权崇拜如此务实。因为农民靠天吃饭的本性，所以虽然对“天 ” 有 所畏惧，但只畏惧和自己相关的神明。

什么意思呢？假设农民祈求某个神明保证来年风调雨顺，如果神明没有办到这一点，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另请高明。

对君权神授的统治者也是一样，如果这个统治者不能让自己安居乐业，五谷丰登，那么农民可以选择不支持这样的统治者，客观上为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下了群众基础。

在我国的神权体系中，神并不是最高端的神明，“道”才是。如果统治者这个“神”有违“天道 ” ，广大民众就会群起而推翻它。

这使得统治者虽然进行了君权神授的神权建设，但因为地形限制，终归没有“达到 ” 日本天皇这样的成就。相反，为了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统治者还不得不顺应天道，以求民心，即使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体系。

但是从夏朝开始建立的“家天下”传承制度，又注定了统治者的衰败规律终归会导致自己在某一天失去民众的支持，所以改朝换代成为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而为了保证改朝换代的成功不反弹，后世对前朝统治者无不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秦朝的快速灭亡，并不是因为秦始皇的残暴，恰恰是因为秦始皇太过仁慈。正是因为对大部分六国贵族的保留，使六国旧臣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再加上统治者神性的不断丧失，一旦秦始皇驾崩，后世君王无法镇场，六国贵族重新反叛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而秦始皇为保证扶苏能够顺利继承大统，将扶苏派到边疆历练，为以后的接班做准备。

只可惜，还是因为权力的高度集中，秦始皇虽乾坤独断，但却不能左右死后的局面。

赵高、李斯之流正是利用了秦始皇的权力，才顺利实现偷梁换柱。于是扶苏赐死，胡亥登基，大秦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迅速崩塌，连带着2000多年的轩辕氏统治也宣告完结。

此后，小农经济孵化的刘邦等平民阶级迅速上位，我国开始了更加猛烈的改朝换代，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于全球的其他文明开始一骑绝尘。

而日本，依然活在万世一系的“自娱自乐”中。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很明显，即便是公子扶苏继位，最大的可能是缓解秦国的危机，然后延长一些秦朝的命运，但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像日本那样的万世一系。

首先，秦朝的灭亡，本质不在赵高，也不再胡亥。而是在于秦朝的制度体制。历经六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统一了天下，成就了千古伟业。商鞅变法的既定目标达到了，商鞅最大的成功了。

但是秦朝统一后，以往的那一套东西很多都不再适用于新的国家情况了。没有新的改革，秦朝的命也不会长久的。

有人说扶苏宅心仁厚，深得人心，就连六国贵族都对其赞赏不已。但是要搞清楚，对他赞赏不等于依附他，而放弃复国的计划。项梁和项羽虽然依附扶苏一方，但是其心中想的仍然是如何复楚。

扶苏抬善良的结果也不一定是个好事，过于的死板，也必定不会有很大的作用。他能缓解秦朝的矛盾，但是却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大秦依旧会亡。

再说中日对比。日本菊花王朝，万世一系而不改变，但是要知道日本的政治权利长期的不在皇室的手中。皇帝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而已，实际掌握权力的个人和家族也是不断的在变化。

至于中国来说，地大物博。人多，经济发展较快，管理相对来说较为困难，也没有形成皇帝是精神象征的一种共同认识。所以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兴起的时候。

自古没有人去抢孔圣人的至圣之名，也没有人去抢释迦牟尼的佛祖之尊，因为挨不着啊！

日本天皇这种存在，就跟庙里的神像一样，供奉的好好的，谁会去找他的不痛快呢，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嘛。

这种情况，与王朝更替不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即使没有沙丘之变，秦始皇能够顺利传位给扶苏，想要延缓秦朝灭亡的速度都费劲，更不要说保住秦朝的长盛不衰。

王朝兴衰交替，自有规律，因人而变，不在于一两代人的强盛，而在于延续的继承人和政局平衡，打击豪强欺压百姓。

拿汉朝来举例子，从汉高祖到汉宣帝，六代帝王精明强干，开创盛世，遇到庸主汉元帝盛世止步，经历汉成帝、汉平帝两代荒淫，王朝就被人夺走了。

纵使扶苏继位，秦朝又能如何呢，一代贤明，难以保证世代都贤明，在我国的历史环境下，王朝逃不过遇明主而强，遇庸主而衰，遇昏君而亡的规律。

日本天皇的“神圣”，在我国古代是很难营造出来的

日本的天皇为什么可以万世一系，主要是因为天皇没什么权力，天皇在日本更像是“神权”的象征。

“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很快进入了封建社会，从645年日本开始改革进入封建时代，到857年，日本天皇大权旁落，藤原良房开始摄政，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成为象征。

其实到这个时候，天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日本整体政治格局，一直是在营造天皇的“神圣”存在，当时的摄政大臣并没有冒险把天皇从神坛上踹下来，这和我国古代的情况区别很大。

在我国古代这种皇室神圣的象征，是很难营造出来的，因为在汉朝之前，所有的王室，都是黄帝的后人，谁也没比谁神圣，大家都是一个祖先，要是神都是神。

夏禹是黄帝玄孙，颛顼之后。商汤也是黄帝玄孙，帝喾之子契的后人。周文王姬昌与商汤出于同源，是帝喾之子后稷的后人。秦国的祖先是商朝大将飞廉，飞廉同样是颛顼的后人。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彻底把人民心底的欲望喊了出来，从此推翻统治者成为人民群众发泄不满的手段。

即便如此，后来统一天下的汉高祖刘邦，家里祖宗往上数，也是黄帝的后代，刘邦家里虽然只是沛县的小地主，但是先祖是晋国大夫士会，其祖为最后一代杜国国君杜伯，乃是尧帝第九子的后裔，尧帝是帝喾之子。

看看这，感情我国古代几千年的朝代更替，都在一家人里面倒腾，皇室怎么建立自己的神圣地位，都是一家子出来的，咋你就成神圣了，我就不能是。这怪谁了？只能怪黄帝的后人太能生了吧！

利益的分配不均衡，是造成王朝更替的根本原因

我国进入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贵族时代的结束，新兴的地主阶层成为国家的主要力量。君主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大幅度削弱卿士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在社会发展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分界，农民随时可能因为一些机遇变成地主，地主也可能因为不善经营，变成贫民。

在王朝建立的初期，朝廷会根据户口，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奉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让人民安居乐业。

但是到了王朝晚期，寄生在王朝身上的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多到足以压垮整个王朝，此时农民的土地被大肆侵占，数十万上百万的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最终爆发大规模起义，将王朝吞噬。

究其原因，本质上还是利益分配由最初的基本均衡，到后期贪婪占据理智，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吞，利益平衡被打破，造成了王朝的更替。

秦朝的建立，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秦国在统一天下前，已经有了数百年的传承，其中央朝廷有一套完善的治理和法律体系。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秦国的法度和体系推向了全国，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秦朝统一后重新分配土地的记载，但是按照商鞅新法的传统，秦始皇应该是落实了这一“耕战”举措的。

但是秦朝问题是虽然给农民分配了土地，但是并没有给农民好好耕作、养家糊口的机会。从秦朝统一之后，秦始皇一直都在“办大事”，大兴土木，营建宫室、皇陵，连年对外用兵。

这完全违背了农业社会的生产规律，我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律，即三年劳作，可以积攒一年的口粮，但是三年丰年，必有一年灾年，所以老百姓的存粮一直都维持在刚刚可以维持生活的水平线上。

而秦始皇统一之后，连年征发民力，用做修建长城、驰道、宫室、皇陵以及战争，有多少家庭失去了生产的支柱，有多少家庭虽有土地，却无耕作的劳力。

用现在的话说，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野心、欲望，过度占有和使用国家的资源，广大人民群众只能获得少得可怜的资源，自然是要起来推翻秦朝的统治。

扶苏未必就是帝位合适的继承者，他也很难真正挽救秦朝

首先来说，扶苏绝对算不上秦帝国合格的继承者，可以说他是个孝子贤孙，但是历史上有为的皇帝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孝子呢！

胡亥的一道伪诏就让他授首，这样的人一点志气都没有，能成就什么大业呢，经不起一点波澜的皇子，凭什么能够成为帝国的继承者呢？

秦始皇病逝的时候，扶苏也三十多岁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皇长子，在那杵了三十年，秦始皇为何迟迟不愿意立他为太子，因为他没出息啊，一个皇子，一点血气都没有，作为帝国继承人，他配吗？

汉武帝的太子刘据，也是一个性格柔弱的皇子，当了几十年的太子，汉武帝也多有不满意，认为性格不像自己。但是就是这样的刘据，做皇子，做帝国的继承人，也甩扶苏几条街。

面对李广利、江充等人的陷害和步步紧逼，刘据展现了皇子不容侵犯的威严和男儿的血气，以皇后诏书和太子手令，起兵自保，诛杀奸臣江充等人，虽然最终兵败身死，但他无愧于刘彻的儿子。

如果扶苏继位的话，他肯定会施行相对较为柔和的政策来治理国家，安抚天下的百姓，再进一步，停止大兴土木和南北征伐，放百姓回归乡里，从事耕作生产。

但是扶苏继位，指望他能够施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会出现秦国本土和山东六国的差异政策，秦国本土已经适应了商鞅的耕战之策，用耕地交粮换爵位和土地。

但是天下人并不适应，因为连年征战和征发徭役，百姓流离失所，劝民归田，休养生息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问题，轻徭薄赋成为一种有效的措施。

但是怎么解决关中老秦人和六国百姓的赋税问题，是扶苏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秦朝将顷刻之间轰然倒塌。这就好比你之前100万买的房子，现在房子降价了，50万就能买到，你还不得闹翻天了！

秦二世元年，天下就群起反秦，这恐怕不全是胡亥的功劳吧，胡亥就是一堆屎，臭起来也且得一阵子才能传出咸阳城去，他继位不到一年，秦朝就眼看活不了了，他恐怕也是接盘侠吧！

秦始皇在位的时候，秦朝就已经积重难返了，出现了百姓流离失所，“群盗满山”的情况，天下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乱起义，是因为秦始皇威压还在，天下人震慑于秦国名将的威名。

扶苏继位之后，肯定不会处死蒙恬、冯去疾、冯劫等人，所以天下出现叛乱后，可以第一时间抽调精锐兵力和名将进行镇压，这样就可以基本保持天下的稳定。

但是恐怕要让天下归心，还很难，或者说终秦一朝也难以做到，扶苏的作用恐怕更多像杨广一样，等到名将凋零，无力镇压天下之后，秦朝也走向尽头。这种现象就像炒股，统治者失掉了民心，你想再涨回来，就难上加难了！

开宗明义，不能。

因为任何一个王朝立国，都有一个合法性解释的问题，在日本天皇神格化的过程中，就是通过创世神话的血统论，来保障天皇法统的合法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解释“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别人？”的答案 ，日本神道教本身是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伴随着大和政权和日后日本天皇政权的建立，而逐步塑造的神话神系，以及皇族神裔的体系。

而中国已知文字记载的王朝，能够比拟的，只有商朝。

商王朝在《史记·殷本纪》中记录的始祖神话，一方面强调了其先祖简狄为“帝喾”之妻的身份，另一方面，点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裔地位，也就是说，商王家族即神裔之族。

结合后世对甲骨文的考证，我们知道，“喾”本身是甲骨文“夔”的变体，实际上就是“天帝”的名字，而商人的始祖神话，其实就一直在强调商王血脉来自于“天帝”，即神裔。而《殷本纪》实际上已经是经过周朝人和秦汉人修改过的商人始祖神话。

因为“帝喾”已经由“天帝”化身为“五帝”之一，实际上，已知的“五帝”，实际上是上古时代不同部族各自的神话祖先，即“是神而非人”，但是在经历过战国、秦汉的大融合之后，原本的东夷文化、越人文化、西戎文化，糅合而为一体，同样经历了神系、神谱的“大一统”。

本身并不在一个系统中的各色神祇，变成了父子相传的上古帝君，而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秦汉之交蒸腾，至汉武帝时代大成。

而周朝，作为商文化的边陲传播者，也是重要的诸侯，在崛起灭亡商朝之后，一样进行了绝对类似的“始祖神话”创作，《史记·周本纪》中的先祖周嫄，同样是“帝喾”的妻子，甚至身份为“元妃”，而商人始祖“简狄”则只能是“次妃”，生子的故事，也是类似的天人感应。

只不过经过这么编排之后，周人的始祖反而成了天帝血裔神族的“嫡长”，而商人的始祖反而成了“庶孽”。

可想而知，这种针对性极强的神话，本质上就是灭亡商朝之后，周人对笃信神鬼的商人后裔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武王伐纣，不再是一场“下克上”的叛乱，而是纠正伦理失序的正义之战，即嫡出神裔子孙夺回应有“天子”之位的必须之战。

这是对商人的宣教，而在周人的王官之学中流传的“经”，即诗、书、礼、乐、易等作品中，尤其是《诗经》和《尚书》中，周人对自己族内的贵族精英们则反复告诫，天命与德相关。

《尚书·吕刑》说：“惟克天德。”

《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为怀。”

到了秦代周之时，无论今天的大秦粉们如何强调他们心中的正义，周朝的八百年正统天下，都让周王牧马人的嬴姓后人们感到无从下口。

嬴姓本身足够古老，却并不出自商王的子姓，也不出自周王的姬姓，正因为其古老，无从延续商周之变中的神话故事，作为没有“天帝”血脉的家族，神裔的故事，再也唱不下去了。

所以，统一天下的秦帝国，从阴阳家的手中，找来了“五德终始说”。

即在周人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概念下，进一步发展，强调秦帝国的“水德”性，并为周王朝塑造本来没有的“火德性”，“五德终始说”讲述了五行相克的理论，水克火，则为新朝，上天的天命，在“德性”的轮转中万古长存。

问题是，秦始皇的这个理论，本质上仍是顾头不顾尾的，周的火德被秦的水德代替，则秦的水德终究也会被旁人的土德所代替，这一点，他并没有顾忌，而是要自始皇帝之后，至于万世。

所以，本质上，哪怕是扶苏继位，解决或者缓解了秦王朝的短期危机，只要帝国一有衰弱的迹象，国内的野心家们，同样会举起“五德终始说”的大旗，来终结秦的“天命”。

就像之后统治了200年的汉帝国一样，哪怕汉武帝定了“土德”，举国的儒生们，仍旧会举起“今周公”的旗帜，说王莽是孔子之后500年而圣人出的“新圣人”，让刘氏家族让位子。

而这五百年有圣人出，孔圣人替汉帝受天命的说法，还是汉武帝自己下主导提出来的，说是他亲手为汉王朝掘墓，也不为过。

所以，哪怕是扶苏继位，也不可能有什么万世一系的秦王朝，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而秦王朝的制度性暴虐，也不是一个两个仁君就能消毒的，拼命压榨底层的编户齐民帝国，靠的就是以力服人，力量一旦衰弱，完犊子是迟早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