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写道：“中国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在西方的负面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织出来的话语体系。‘民主对独裁’，‘正义对邪恶’，拜登的这手牌打得相当成功，在政策协调上得到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地缘经济环境，但驱动力却不是利益冲突。”“比如，英国脱欧后立刻着手推动‘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以抵消脱欧所带来经济贸易上的损失；然而中美贸易战一打响，英国立刻站队美国，再不提‘黄金时代’。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一贯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在2015年中国是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同英国一样，它们都立刻回归盎格鲁—萨克森的身份和立场，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反中急先锋，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搞脱钩断链，在许多方面比美国还激进。”
美国利用在国际舆论中占据的有利话语体系，不断塑造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西方文明的优越性，通过这样的铺陈叙事方式来突显中国与他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不一样的行事方式，并打上“另类”的标签，再配合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对他们有利的舆论环境。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盎萨国家更加明显。
这些国家的政客为了一己之私，全然不顾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只要政治正确，借口虚伪双标的“民主”、“正义”，干着损人不利己的邪恶之事。实际上，世人早已看清这些国家的真面目。通过俄乌冲突，西方国家标榜的信用早已破产，而巴以冲突更让所谓的西方民主人权成了笑话和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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