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相信很多人对空中载人工具的发明过程是怎样的和大家给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奇人异事都不是特别了解，因此今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空中载人工具的发明过程是怎样的和大家给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奇人异事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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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载人工具的发明过程是怎样的？
自古以来，行走于地上的人类一直向往着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翱翔，所以才有了“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同时人类也不懈地进行着飞天的探索与尝试。我国古代载人飞行器也同样走在世界前列。
且不说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如何惠及世界泽被后世，单单在载人飞行器方面的大胆探索，就足以令世界对古老的中国惊异和敬仰。
据传说，远在3500年前的商汤时期，古人就已经发明制造了借助风力飞行的载人飞行器“奇肱飞车”。
据《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记载的奇肱国，国中男子善机巧，曾经制作的一种能借助风力能载人在天空远距离飞行的装置。
传说大禹就曾乘坐过这种飞车。大禹等人从男子国往南，就到了奇肱国。从今天的重庆乘“奇肱飞车”穿过湖北省西北部直达河南省中部，其间有1000千米航程，飞车4天就能到达。
“奇肱飞车”可以说是最早的飞机，但因为是无动力的，乘坐它只能从风而行。
类似的文字也见于晋文学家张华《博物志·外国》记载：“奇肱民善为拭扛，以杀百禽。能为飞车，从风远行。”
《山海经·海外西经》和张华的资料来源出自何典，奇肱飞车的构造如何，其借助风力飞行的装置是风帆还是螺旋桨，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不得而知了。
但是它的出现不仅远在黄帝的指南车之后，而且还有“善为拭扛”的当时机械制作技术作为背景，所以它的出现应该是没有违背科学发展逻辑的。
如果说《山海经》、《博物志》上所载商汤时期的“奇肱飞车”语焉不详，不足采信，那么晋代葛洪《抱朴子》所载飞车就不得不令人信服了。
随着机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魏晋时期人们利用空气的反作用力原理制成“登峻涉险远行不极之道”的飞行器具，使之发展成为一种较为便利具有实用价值的飞行交通工具了。
葛洪在《抱朴子》中记载：
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或存念做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罡，能胜人也。师言鸢飞转高，则但直舒两翅，了不复扇摇之而自进者，渐乘罡气故也。
这段话不仅言之凿凿地记载了飞车的结构分为用枣心木制成的飞行装置，和用牛革制成的动力装置环剑两个部分，而且还记载了“太清之中，其气甚罡”的空气动力学知识。所谓罡风或罡气就是高空中强烈的风或气流。
古代儿童的竹蜻蜓玩具，可以作为古人能够制作螺旋桨飞行装置的旁证。
按照《抱朴子》所载飞车结构，用古代已有的机械技术完全可以出一部载人飞行器。元明清时期以来，民间能工巧匠制造飞行器的就更多了。
古时的火箭是将火药装在纸筒里，然后点燃发射出去，起初只是用于过年过节放烟火时使用，是我们祖先首先发明的。第一个想到利用火箭飞天的人，是明代的士大夫万户。
万户把47个自制的火箭绑在椅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双手举着两只大风筝，然后叫人点火发射。设想利用火箭的推力，加上风筝的力量飞起。
在发射当天，万户穿戴整齐，坐上座椅。随从他的47位仆人同时点燃了烟花。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当硝烟散尽后，万户和他的“飞行器”已经灰飞烟灭。
目前，只有火箭才能把人送上太空。以此为标准，最早尝试飞天的应是明代的万户飞天。万户考虑到加上风筝的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这是很少有人能想到的。西方学者考证，万户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利用火箭飞行的人。”
据清代著名学者毛祥麟撰《墨余录》记载，元顺帝年间，平江漆工王某，富有巧思，能造奇器，曾制造一架“飞车”，两旁有翼，内设机轮，转动则升降自如。
上面装置一袋，随风所向，启口吸之，使风力自后而前，鼓翼如挂帆，度山越岭，轻若飞燕，一时可行200千米，越高飞速越快。实令观者为之惊叹“真奇制”。
这种带有风袋的飞机，利用自后而前的风力实现飞行，应该也是如同“奇肱飞车”一般从风远行，可能还不能实现自由驾驶。
据明末清初布衣诗人徐翥《香山小志》记载：清代初期吴县能工巧匠徐正明，从少年时就“性敏，志专一”，他设计、制造的车辆，灵巧牢固，在乡里颇有声誉。
吴县是江南鱼米之乡，地处太湖之滨，河湖港汊，纵横交错，交通不便。
有一天，徐正明偶读古代典籍《山海经》，得知商汤时期有“奇肱飞车”，受到启迪，立志制造一架“飞车”飞越湖渠港汊，方便交通。
徐正明潜心钻研“飞车”，经过一年苦思冥想，完成了“飞车”的设计草图。接着，他便“按图操斫，有不合者削之，虽百易不悔”。
由于徐正明“家故贫”，他只好边打短工，边造“飞车”。经过10年锲而不舍地苦心钻研，他终于制造出一架“栲栲椅式”的“飞车”。
这架“飞车”构思精绝，“下有机关，齿牙错合，人坐椅中，以两足击板上下之，机转风旋，疾驰而去”，“离地尺余，飞渡港汊”，令乡人为之叹绝。
徐正明制造的“飞车”试飞成功后，决心进一步改进，提高飞行高度。但是徐家贫困日甚，“妻、子啼号”，孤身无援。在贫病交加、生活重压下，他“不幸早殁”。
更为遗憾的是，徐妻因丈夫将毕业心血花在“飞车”的研制上，不禁伤心落泪，竟将它“斧斫火燎”化为灰烬了。
徐正明的这架“栲栲椅式”的“飞车”，被《香山小志》详细地记载下来，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架飞车是依靠人力驱动连杆、齿轮、进而带动“机转”，产生“风旋”。这很有可能是一架人力旋翼机。
再据《湘潭县图志十二篇》、《湘潭县志》等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有个年轻人叫石甘四，“有技勇举三百斤，能巧思造奇器，尝读《蜀志》，见木牛流马法，曰：‘此易耳’。遂为木人，执器左右；供使令。继后，又以鹅毛作床如鸟翅，坐则腾上二十丈，横行五里许。其时，西夷轻气学未传，甘四以重力升之”，实在可与《天方夜谭》中神奇魔毯相媲美
石甘四的“飞床”使用鹅毛制成机翼，重量轻，能有效扇动空气，也有其合理性。
事实上，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长期以来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从载人飞天的飞车的发明，恰恰表现了中华民族先辈的勇敢探索精神和杰出智慧。
大家给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奇人异事（鬼怪的）
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内容上看，一般都将它分为志怪与志人(或称轶事)两大类，它们在写法与审美意识上，有较大的区别。顾名思义，其所以称志怪小说，就是因为所写内容，大都是鬼怪仙妖，奇禽异兽，及遐荒异域、洞天福地的怪异之事物。从其源流关系而言，《山海经》等古代神话传说，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山海经》记载的各种奇鱼、怪兽、异人的形态与性能，为志怪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是对博物志怪的影响更为明显。当然，志怪小说得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自有其特殊的土壤、气候。儒学的相对衰微，玄、佛、道思想的勃兴，士人以新老庄思想——玄学为武器，从传统儒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佛、道思想对作家艺术思维空间的开拓，丰富了志怪小说的想象力。在探讨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审美特征时，我们必须考虑民族积淀，玄、佛、道思想的盛行与士人心态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文只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的审美特征，志人(轶事)小说的审美特征则拟撰另文。志怪小说最突出的审美特征，当然是怪异，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志怪小说。形成这一审美特征的原因，一是上承神话传说的影响；二是佛、道思想的潜移默化；三是民间传说中的奇闻异事；四是人们好奇尚怪的心理。形成一种审美倾向，既是美的创造者带有群体性审美意识的驱动，又是美的鉴赏者审美心理需求的回应。怪异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描写奇异之物的怪诞形象或特异性能，显示其艺术魅力。这在博物志怪类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神异经》，就是以记载异物奇人为特色的，某些异物的记载脱胎于《山海经》，而有所创新，写奇人异物，构想新颖奇特。《神异经·东荒经》中东王公的形象是“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这与《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可谓天作之合。于是在《神异经》“天柱”条，就把东王公和西王母写成爱侣，同受大鸟左、右两翼的覆庇，相会于鸟背，西王母是很主动的，颇有人情味。《十洲记·炎洲》对“风生兽”的记述，富于怪诞而有文学性的幻想，而且善于铺叙夸饰。风生兽的生命力真强：“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兽不然(同“燃”)，灰中而立，毛亦不，斫刺不入，打之如灰(“皮”字之误)囊。”被打死后，“张口向风，须臾复活。”《十洲记·聚窟洲》写西域使者献给汉武帝一只小如狸猫的猛兽，神奇怪异，耸人听闻：“一声叫发，千人伏息，牛马百物，惊断�系；武士奄忽，失其势力。当其神也，立兴风云，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龙腾骛……”为了表现其怪异，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这两种博物志怪小说都假托东方朔之作，实为东汉末至魏间人所撰，后一种神仙道教幻想艺术的色彩较浓。张华《博物志》中《马化》、《蟒》等篇，也有较强的怪异性，志怪小说的意味颇重，对唐人传奇的同类题材作品《白猿传》、《李黄》等的影响亦大。从审美角度看，《蟒》更具有怪诞奇异之美，那位“长意思人”的探险杀蟒的怪异行动中，包含着正义战胜邪恶的意蕴。《八月浮槎》奇幻美妙近乎神话传说。《诗经·小雅·大东》写道：“彼牵牛，不以服箱。”“彼织女，终日七襄。”这里，牵牛、织女只是徒有虚名不干实事者的比喻，而在小说中，却借美丽的想象联系起来，乘槎者从海上到天河，见牛郎、织女，这一探索宇宙空间的幻想是非常大胆而优美的。
比之于上述几种志怪小说，郭璞《玄中记》中的《狗封氏》(瓠)、《姑获鸟》、《狐妖》诸条，在对异物的描写手法上，显得更加绚丽多姿，禽兽亦具人性，瓠为能娶帝王之女为妻而建功立业；姑获鸟脱毛为女人，与男子结合，生儿育女；百岁狐变为美人，“使人迷惑失智”。禽兽精怪的奇异变幻，丰富了志怪小说的审美价值，亦为后世志怪传奇小说塑造精怪狐鬼形象提供了艺术经验。
二是着意表现奇人或神灵言动行为的怪异，变幻的奇妙。这在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王嘉《拾遗记》诸书中，以及干宝《搜神记》的某些篇章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里我们不论其创作意图如何，只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列仙传·园客》的故事颇具艺术美。园客其人善良、勤劳，姿貌又好，辛勤种植香草数十年，收获的是五色蛾，生桑蚕。养蚕时，有一位好姑娘主动与他结为夫妻，蚕茧丰收，“得百二十头，茧皆如瓮大，缫一茧六十日始尽”。这正是农民希望有幸福婚姻，生产喜获丰收的心理表现。“讫则俱去，莫知所在”，给人以遐想与悬念，神秘离奇，而仙味并不浓。道教神仙渗入志怪小说，极大地丰富了艺术想象，创造了不少奇异绚丽、具有艺术魅力的意象。《神仙传》固然有故神其教之嫌，但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志怪小说，《张道陵》就是突出的代表作。张道陵得道后，“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盖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饮食，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分身法的奇妙想象，不仅为志怪小说增强了审美的吸引力，而且为后来的神魔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技法上提供了借鉴。张道陵“七试赵升”，是道教文学想象艺术的杰作，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文学气息、韵致都很浓郁，提高和丰富了人们的艺术幻想，使人从中得到怪异美的享受。
对变幻之术的描写，是道教文学或佛教文学的一大优势，而为传统的儒家文学所望尘莫及。《神仙传·壶公》所写的神仙变幻之术，离奇光怪，扣人心弦。壶公跳入壶中后，费长房依言效法跳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他们对饮时，“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变幻层次之多，比现代魔术似犹胜一筹，意象也更复杂奇异。变幻之奇，借助于丰富的想象，才能创造出颖异新奇的意象，而这正是审美心理的需求。宗教文学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盛行，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心理。《拾遗记》作者的想象力就非常丰富。《拾遗记》“载伏羲以来异事，前世奇诡之说”，如《颛顼》条，写“有曳影之剑，腾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起指其方，则伐；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读者从中得到审美享受，并为“曳影之剑”的神奇功能所倾倒。《宛渠之民》条描写的“螺舟”，也是饱含艺术想象情趣的：“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这在当时，也是神仙家的幻想，“曳影之剑”、“螺舟”都无法与现代的导弹、核潜艇相比，我们却不能不佩服神仙家的幻想之奇异，富于创造性。又如《燕昭王七年》条所描写的申毒国(即印度)道人尸罗，其变幻吐纳的意象，比后来吴均《续齐谐记·阳羡书生》只少一个层次，而其复杂变幻之情，则各有千秋。它们同受佛经的影响。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艺术意境的开拓，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怪异之美的创造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写人与鬼神恋爱甚至生儿育女的奇异之事，为表现志怪小说怪异美的一个重要题材。曹丕喜谈神仙鬼怪，他撰《列异传》就是“序鬼物奇怪之事”。其中的《谈生》篇，可以算是写人鬼恋爱异事的滥觞之作，踵其步武者亦不少，如干宝的《搜神记·崔少府墓》、陶潜的《搜神后记》中的《徐玄方女》、《李仲文女》等都具有代表性，其中有喜剧性的，而更多的是饱含悲剧意蕴。前者如描写马子拯救被枉杀的徐玄方女，真诚的爱，使死了四年的女子复活，这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作为志怪小说，则于奇幻荒怪中显其真情，笔调雅洁而神韵气息宛然如现，使读者感到爱情的美。谈生与睢阳王女的鬼魂结合时有约：三年后谈生才能用灯照看她的躯体。儿子二岁时，谈生出于好奇，“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终于酿成悲剧。《李仲文女》是因秘密泄露，家长急于发冢开棺，遂以悲剧告终。女鬼复活的理想破灭，遗恨黄泉。《搜神记》中的《王道平》、《河间男女》则都是写女子为忠诚于爱情而死，又因爱情的力量起死回生，爱情在战胜死亡的同时，也战胜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这种离奇怪异的艺术构思方式，体现了古代青年男女渴求婚恋自主的美好愿望，而在当时现实生活中，又因受封建婚姻制的约束，婚恋自主的理想往往成为悲剧，也促使志怪小说中这类题材作品审美心理的怪异性向更高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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