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编者按： 杜龙备（Petr Drulák）是一位学者出身的外交官，曾先后担任捷克第一副外长、捷克驻法国大使。这是作者日前在外交学院讲学期间，在捷克日报《今日》和斯洛伐克媒体《标准》发表的评论文章。 作者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西方以“人道主义”名义干预别国政权更迭，或对他国进行颜色革命，给从北非到中亚等地区带来了混乱和破坏。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制度并未取得成功。作者列举俄乌冲突中的瓦格纳政变、特朗普时期的国会山骚乱等事件指出，西方的“自由主义”寡头政治其实已经具备“政变”西方国家自己的要素。捷克的民主，需要能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地方寡头和对美国的附庸中解放出来。 作者独家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并发表本文。他同时接受了北京国际对话俱乐部和观察者网的独家采访，敬请关注。
【翻译/观察者网 李泽西】
“政变”是西方大国外交时常用到的一个工具，针对的对象通常是那些政策与西方利益不一致的政府。然而，近年来，西方精英惊恐地发现，角色似乎正在“反转”，他们自己好像也成了政变的目标。即使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西方的“自由主义”寡头政治也已具备政变的要素了。
西方对“政变”的概念既有大国传统外交工具的意味，也包含不少历史“错觉”。自古以来，政权总会试图通过支持敌国境内的反对派或对自己友好的势力，从而削弱对手。古希腊的斯巴达在雅典有众多支持者，反之亦然。这大多会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国内因素通常会比外部因素更重要，因此当地培养的“带路党”的行为，往往与境外赞助者想象的不同。但通常情况下，境外势力不需要管这么多，破坏对手稳定性足矣。
此外，1990年后，西方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苏联的崩溃并非源自其内部矛盾和改革尝试，而是因为西方所采取的政策。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西方得出结论，他们可如法炮制，使世界其他国家也“民主化”。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以“人道主义”干预或颜色革命形式的政权更迭政策，给从北非到中亚等地带来了混乱和破坏。如果民主制度在任何地方站住了脚，那也是因为有利的国内条件，即便没有外部干涉也能成功。
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图源：AP）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制度并没有取得成功。即便西方在某个地区暂时取得了成功，他们往往随即丧失成果。在乌克兰，2004年的“橙色革命”一度令西方国家开香槟酒庆祝，但当其中的两个寡头受益者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莉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随后开始“内斗”时，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成为了“躺赢”的第三者登上总统宝座。为了扭转这一挫折，西方2013年底在基辅独立广场再度尝试了一次政变。乌克兰的“民主”游戏的结果现在就摆在我们眼前。
这种错觉被搬到了俄乌冲突中间：一些西方精英认为，西方施加的压力将促成俄罗斯国内的政变。这种错觉的一个体现是，一些捷克政治家对瓦格纳最近的冒险活动抱有愚蠢的热情。比如捷克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ý），他再次表现出自己判断力的缺乏，对普京政府的可能“崩溃”感到非常高兴，甚至考虑这一潜在的所谓“政变”是否会对欧洲利益构成更严重的威胁。瓦格纳似乎不会再扮演这样的角色了，但西方错误的心态依然存在。
同时，政变也成了西方自己的噩梦。一贯如此喜欢尝试推翻外国政权的西方“自由进步主义”寡头政权，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偏执的恐惧，害怕自己也成为政变尝试的对象。他们不将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不断下滑归咎于自己的失败，而是将之归咎于内部和外部敌人的黑暗阴谋。
例如，在希拉里与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前后，寡头和情报机构散布了关于特朗普“通俄”的谎言，把他描绘成俄罗斯试图影响美国的代理人。经过多年的彻底调查，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指控没有事实基础，而是这些机构的谎言和阴谋的结果。然而，四年来，它们为自称“民主党”人士反对民选总统的斗争提供了弹药。
2022年6月，首场“冲击国会山事件”听证会现场（图源：AP）
现在，他们正试图用“内敌”的叙事来消灭掉这位前总统和潜在未来对手。他们把特朗普离开白宫前不久发生的冲击国会山事件描绘成特朗普颠覆政权的尝试。他们故意忽略了这些事实：参与骚乱的是一群被联邦调查局监控但与特朗普没有联系的怪人，反对特朗普的国会领导层忽略了有关部门的警告，没有安排适当的安保措施，而且事发当天的唯一受害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鲁莽地向人群开枪的保安甚至没有被起诉。这些特朗普的对手正试图向媒体和调查人员兜售这样的谎言：一个即将离任的总统策划了对美国民主的攻击。
当下，类似的故事在西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自由进步主义”寡头及其腐败媒体的世界中充满了试图“政变”自己的外部和内部敌人。几年前，当马克龙政府面对自己傲慢和不顾社会感受的政策所引发的黄背心运动时，官方媒体充满了指称该运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故事。然而，俄罗斯唯一做的事情是，俄罗斯媒体的法语版并没有把黄背心运动描绘成“一群白痴”，而是给了他们与法国政府同等的发声空间，与主流媒体不同。这样的做法在西方曾经被称为专业新闻，今天则被称为“传播虚假信息”。无论如何，自从俄乌冲突以来，这些媒体在法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都被禁止了，这至少意味着西方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境外敌人了。
2018年，法国“黄背心运动”爆发（图源：AP）
这并不容易，因为西方与俄罗斯所有可能的接触途径都被切断了，而西方精英们大多意识到，以类似的方式针对中国可能不会取得同样的“成果”。因此，西方需要内部的敌人。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超级进步主义”联盟上台后不久，就号称揭露了一个“反对民主”的巨大内部阴谋。在这轰轰烈烈的声明背后，似乎只是几十个愤怒的老头在集体抱怨，其中有几个人持有猎枪。现在，德国“进步主义”人士正在接管国家的安全部队，并攻击家庭、住房等体面生活的基本要素，这难道不是对德国民主的更大威胁吗？
斯洛伐克最近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种错觉。在今年9月即将发生的选举中，执政的进步联盟得票率预计将明显下降，不排除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方向—社会民主党”实现政治回归的可能。因此，现任斯洛伐克政府派出了一个由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布鲁塞尔，请求欧盟和北约帮助对付“方向—社会民主党”，声称斯洛伐克的民主需要得到“保护”，以对抗“危险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此行没有获得成功，一定是连他们在布鲁塞尔的朋友都觉得要求过分了，后者也可能还记得“方向—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并不是革命者，而是一群实用主义者，双方就几乎所有的议题都能达成一致。
但是，政变本身不一定是个负面的概念，不只是用于破坏外敌稳定或在国内制造恐慌。1958年，戴高乐将军通过改变政权拯救了法国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也需要从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地方寡头和对美国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捷克前外交部长卢博米尔·扎奥拉莱克（Lubomír Zaorálek）最近的一次演讲透露了一些幕后寡头势力的情况，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些研究过这个领域的人知道，实际情况甚至更加严重。如果我们不想彻底失去真正的民主，我们必须着手“政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没有外国顾问、金融家和代理人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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