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 梅新育】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向何处去？
放松货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应该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争议更多的在于力度和节奏。从更大背景、更长时间跨度上考虑，面对不确定外部环境，中国在稳住大局的前提下，不可急于出尽底牌，要为后续可能的国际环境变局留下足够余地。
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决定我们不可急于出尽底牌
就中短期而言，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两大不确定因素，一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二是美国大选结局。随着美联储9月18日启动降息周期，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已经靴子落地，其后将近两年时间里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大格局已定；但美国大选选情仍然高度胶着，不能确定11月5日之后美国政局走向，而当前这场美国大选堪称数十年来最撕裂的大选，从社会政策到经济政策基础理念，竞选双方大面积南辕北辙。
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50个基点。 视觉中国
无疑，在美国大选竞选双方的政策主张付诸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无情的客观经济规律必然会教训他们正视自己原来主张中的不切实际之处。但即便如此，不同的一方胜出，仍然意味着这场大选过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会面临非常不同的外部环境冲击。
此外，尽管未来将近两年时间里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大格局已定，但这并不等于其具体进程就不会经历波折周转，不等于目前美国极度撕裂的政局不会逼得美联储货币政策决策事实上偏离它一贯自许的“中立”、“非政治化”原则，不等于美国一些满脑袋冷战思维的势力不会继续把美联储货币政策当作打击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武器，不等于他们不会试图操纵美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以求为其货币政策政治化、“武器化”图谋提供“统计依据”。
美国劳工部日前公布的就业数据“好”得远超美国国内外市场普遍预期，不仅9月份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以25.4万的数字远超市场预期的15万，就连此前公布的7、8两月企业雇主增加的就业岗位之和数据也被增加了7.2万个，……这些数字真的完全真实客观吗？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鉴于我们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出与升级仍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鉴于我们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稳定状况已经明显改善、预期在金融部门发布一揽子政策之后更是极速高涨，不必担心整个宏观经济“翻车”，我们需要增强定力，不急于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地之前出尽增量政策底牌，为接下来的形势演变和博弈留下足够余地。同时还需要避免财政、金融政策放宽过于急剧，引发投机性“热钱”流动过大，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过于急剧，对我们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出口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产负债表稳定产生过大冲击。
当前大环境基本特征制约扩张性宏观政策出台节奏
就长期而言，我们当前面临的大环境有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是从经济长周期视角看，整个世界经济自2014年前后以来进入了低增长高波动时期，即使没有国际政治大局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巨变的冲击，这个阶段原本也会延续十余年，国际政治大局变化和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巨变又会拉长这个阶段。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我们衡量评估这个阶段里的全球经济增长时，不能采用本世纪初10余年世界经济史上罕见超级牛市时期的标准。
其二是我们不希望但不能不直面的、反华势力强加的“新冷战”。这一点决定了在这个时期里对我们而言，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重于虚拟经济，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要抓好“关键3+1”，即粮食（粮棉油肉）、能源、IT高新技术三大关键产业，以及防范潜在财政金融系统性风险。而在三大关键产业中，粮食和能源决定稳定，IT高新技术产业决定发展。
2024年7月5日，某公司“智能量体系统”通过人机语音交互，为一名用户采集定制服装所需的数据。新华社
同时，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今天我们在发布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得不比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更多地考虑国际斗争博弈的需求，不得不更多地通览全局之后为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留下足够余地。当年次贷危机高潮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救资本主义”，欧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要么依靠卖出原来作为战略投资者买入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来断臂求生，要么纷纷寻求引进中国投资渡过难关，有些西方金融机构大股东甚至更换为自己以前当过大股东的中国金融机构。
典型如平安集团与汇丰集团之间的资本关系逆转。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机构股改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潮流中，汇丰集团（HSBC）于2002年10月以6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50亿元）认购平安保险10%股份，成为国内金融业截止当时金额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中国平安”由此曾被国内一些人称作“英国平安”。以2008-2009年次贷危机为转折点，形势逆转，平安集团逐渐成为汇丰控股第一大股东。
正因为如此，在次贷危机高潮期我国宣布救市政策时，可以连续不断发布重磅政策以求尽快扭转、振奋市场预期，而无需太多担心外部势力企图对我敌对，今天就不是这样了。
经济压力中的亮点
从上述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尽管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许多人压力感沉重，但实体经济形势优于虚拟经济部门，制造业国内感受压力较大，但在国际市场开疆拓土，遭遇风险最高的金融、资产市场调整也正在逐步化解风险，并在9月份美联储启动降息周期、中国金融部门随后发布一揽子超预期政策之后局面豁然开朗，可以给金融市场上涨过度急剧的预期降降温，保持理性，而不至于导致资本市场陡然颓败，也避免我们面临的潜在通货紧缩压力急剧转为通货膨胀压力。
须知，未来一二十年全球人口构成的总体趋势是高劳动生产率、高组织纪律的东亚与北欧裔群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低劳动生产率、低组织纪律群体人口占比上升，这种“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人口构成变动趋势，决定了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全球总体上将面临更高的潜在通货膨胀率；倘若中美两大国当前都急剧大幅度放松货币财政政策，完全有可能迅速引爆全球通货膨胀压力。
对华“新冷战”焦点无疑是制造业，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其核心都是企图将制造业剥离中国。在美国大选政客们“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呼声中，让我们超越不少人对经济压力感沉重的呼声，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统计，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不及非制造业，但在整体工业中增长较快，且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论增加值，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其中制造业增长4.3%，采矿业增长3.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
图为2024年1月-8月主要指标数据 国家统计局
分行业看，8月份，41个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统计的619种主要工业品中，339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论产业升级进展，可以明显看出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增长较快。7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6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2个百分点，连续12个月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在主要装备行业中，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14.3%。
具体到新兴产业部门产量，同比增幅更为可喜：民用无人机产量同比增长84.7%；虚拟现实设备同比增长55.7%；服务机器人增长41.6%；集成电路增长26.9%；工业机器人增长19.7%；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27.8%；充电桩增长34.9%；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增长2.4%；
在新能源产业链，多晶硅产量同比增长27.3%；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增长23.1%；风力发电机组增长39.6%；
……
而且，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表明我们国内制造业产出的扩张和投资总体而言不是无效投资，而是有国际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上有需求的增长。正是这样的增长，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在压力之下保持定力。
今年不是西方主导的一些舆论爆炒“中国产能过剩”吗？实际上就是折射了中国新兴产业狂飙突进之下的国际竞争淘汰赛，折射了中国主导新兴产业给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正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压力，这种压力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健康压力。
扩张性宏观政策出台过急，蕴藏汇率与逃避改革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不能不前瞻中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必然导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及其潜在负面后果。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2022年3月启动的美元加息周期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和房地产业造成了重大冲击，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罕见地连续两年贬值，2023年年均汇率（1美元兑7.0467元人民币）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月均汇率继续呈现疲软态势，去年12月份月均汇率为1美元兑7.1039元人民币，今年8月份已经贬值到1美元兑7.1342元人民币。[1]
人民币对美元较大幅度贬值及其背后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中国一系列具有系统重要性房地产巨头深陷资产负债表、流动性双重危机的两大关键之一，多家房地产大企业无法偿还到期美元债而“爆雷”，进而殃及国内一系列产业和相当广大的民众、地区，同时重创了国内股市。
但在中国守住了没有爆发系统性财政金融危机底线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贬值没有如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那样，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崩盘、甚至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组成部分，反而刺激了中国的出口，进而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
202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32502亿美元。由于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乌克兰战争等因素引发的资本外逃，西方制裁俄罗斯狂潮刺激我国调整国际储备资产，增持黄金储备，202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下降至31277亿美元。但到2023年末，我国黄金储备从2021年末的6264万盎司上升到了7187万盎司，增持923万盎司，增持幅度15%，资本外逃压力未曾减退，外汇储备仍然回升到了32380亿美元，今年7月末达到32564亿美元，超过了美联储加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2021年末的水平，8月末进一步上升至32882亿美元。
图为2024年7月-9月的官方储备资产 国家外汇管理局
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已经逆转，如果我们扩大投入型“稳增长”政策出台过急，很难保证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猛而损害我们的出口，甚至可能损害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国内有一些领域、一些地方、一些企业的困难，相当程度上源于多年积弊，长期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不无痛苦的自我改革。我们已经目睹了这几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自己的货币霸权地位，大搞不负责任“洒钱”式扩张性财政政策，逃避自我改革，给本国、更给世界留下了日益显著的后患；我们如果过度关注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会不会重蹈他们掩饰、逃避自我改革而制造更大后患的覆辙。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24.9）》，表2.14.17“人民币汇率与国家外汇储备”，第11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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