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解放报》网站3月5日发表题为《新冠病毒，国界在关闭，科学在传播》的文章称，新冠疫情蔓延呼吁国际科技合作，作者为社会学家迪迪埃·托尔尼和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瓦涅龙。现将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从未有一个新型病毒的基因图谱会如此迅速地破译出来：2019年12月底，中国宣布发现由一种新型病毒引发传染病的首批病例。1月5日，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公布了这种属于冠状病毒家族的新型病毒的基因数据。自此之后，网站上不断更新病毒的全序演化树，已有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团队采集的样本。
新型病毒的加速发现体现出社交网络较少为人描述的一面：科学界对其大量使用。这也出现在科学开放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大背景下。2003年暴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时，得出科研结果还需要数周时间。而此次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数据极快交流，绕过了科学沟通的传统渠道。实际上，这要归功于预印本，其传播速度远比科研杂志发布快得多。知识生产的加速也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评估薄弱，或者分享的是碎片化甚至是错误的数据。但这些风险由科学界集体承担，一些被认定为有欠缺的预印本会在几天后撤销。
尽管如此，新型病毒的识别仍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无论其毒性如何。“病原体追踪者”的历史和诞生于19世纪末的细菌学的历史一样古老。1883年，法国人路易·巴斯德的团队和德国人海因里希·科赫的团队在埃及展开竞争，看谁先找到肆虐当地的霍乱疫情的原因。年轻的法国研究员路易·蒂利耶因此献出生命。最后德国团队胜出。当时在媒体广泛报道的情况下，利益和国家荣誉居于主导地位。1890年，面对欧洲的流感疫情，巴斯德对于科研成果发布竞赛的态度是谨慎的。巴斯德不断被问及导致疫情的“病原体”到底是什么，非常恼火地说：“我不知道。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做结论吗？我要说的是，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寻找。”
20世纪是人类对微生物认知出现指数级增长的时代。自20世纪30年代起，病毒学发现了海量的新型微生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冠状病毒家族由英国的研究团队分离。当时基因组识别开始助推基于生物样本的微生物鉴别。自此知识的大量积累不再只依赖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还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和标准化操作推动菌株的流转、实验结果的监控和治疗试验。在菌株或试剂等知识分享方面长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科研组织以及军事机构。
但是，相关利益着眼点是不同的：经常提及的科研人员的国际“团结”是一种政治架构。世界卫生组织是全球科研人员合作架构的先驱。为了起到警报发出者的作用，世卫组织开发了全球范围的实验室网络体系，专门研究新型病毒。1948年世卫组织的流感项目联合了国际团队，跟踪病毒的变异情况。但合作并不总是到位的：在艾滋病大流行时，识别艾滋病毒导致美国和法国研究团队展开科研和资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