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以往疫情，此次科学家对于研究成果更加开放，既因为资助机构和期刊等主张透明性，也由于科学家更有效地利用了新技术。”奥康纳说。

奥康纳回忆，2016年寨卡病毒暴发期间，在预印本网站上提前发布研究结果可能会影响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文。而这一次，所有同行评议期刊不约而同支持将科研结果先发布在预印本网站上。很多期刊也在网站上公开了未经审稿的论文初稿，或加速审稿流程，便于其他研究者迅速获得最新研究信息。

截至北京时间3月10日上午9时，以“新冠病毒”（novel coronavirus）为关键词在BioRxiv和MedRxiv上进行搜索，可分别找到367篇和321篇相关论文。

奥康纳说，目前他读过的所有有关新冠肺炎的文本都来自预印本网站，但这也有利有弊，“同行评议很耗时，延迟了结果发布。但完全透明的流程会让可能危害公众的草率科研成果获得平台”。

社交媒体也推动了科学信息在科学共同体和公众间的快速传播与共享。奥康纳记得，最早激活自己“科研雷达”的，是新年伊始看到的一条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案例的推文。

“我们通过实验室推特账号分享信息，但愿意保持高度透明、把初步结果分享出来给公众审查的科学家还是少数。我是个成名教授，相比年轻科学家或更容易受伤害的科学家，做起来更容易些。科学使用推特对信息快速传播很有用，尽管有时信息过多。”奥康纳说。

参与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的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学院教授罗宾·沙托克也认为，把科研工作与公众沟通非常重要。就这次疫情而言，能够让公众清晰了解新药物和疫苗研发并真正投入应用所需的时间可谓十分关键，从而确保公众对此预期不会过高。

全球协作日益紧密

开放共享的“云上”科研，保障了新冠病毒相关科研成果的迭代。从中国科研人员提供病毒基因序列、共享诊疗方案开始，“战疫”国际科研协作接力赛已然展开。

“中国科学家公开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信息让我们受益匪浅，帮助我们和其他团队尽快开发出疫苗。我们与中国科研和医护人员保持联系，希望能够建立更深入的合作关系。”沙托克说。

在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丁胜教授看来，和面对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时相比，中国科技的水平、掌握的工具、研发的速度已有质的飞跃，“中国科研人员很快分离病毒毒株并进行基因测序，是以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为支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水平已达到了世界最前沿的水平，大家可以在同一个高度很好地开展对话”。

由丁胜担任主任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是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创建的非营利新型药物研发创新平台。在中心实验室的冰箱里，保存着1.2万多种老药的化合物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