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8月5日发表题为《美中应避免“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作者系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寺西重郎。文章从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建立取决于一国历史的、传统的个人社会经济观的角度出发，解读美中对立作为一种文明冲突的特质。文章编译如下：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前，美中之间的对立就已经很明显地具有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色彩。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摩擦或霸权之争，而是有必要将其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冲突。
亨廷顿主张，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欧文明的普遍性遭到否定，西方与儒教文化圈的中国和伊斯兰教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文明领域发生的冲突，确定了世界力量的均衡与增长样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论及文化要素差异否定西方文明普遍性的机制。
但是这种机制非常重要。本文将从社会和市场的秩序建立取决于一国历史的、传统的个人社会经济观的角度出发，解读美中对立作为一种文明冲突的特质。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观，指的是各国国民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得出的与社会和经济环境有关的看法。一个国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图，要想治理市场和社会，从本质上说是由该国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观决定的。
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最终都如实呈现了其国民个人内在的社会经济观与政府和民间政策界面的文化特质。
西方契约今日遭遇停滞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西欧社会启蒙思想价值观的起源。正如在12世纪的意大利城市被视为典型情况一样，从很早开始，市民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就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惯。
正如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这背后的影响来自于基督教叙事下的神创人理论和重视公共观念的影响。基于公共观念的集体意向性已经成为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在集体意向性之下，更容易就社会性的制度和规则达成共识，这意味着有可能通过较低的成本维持社会和市场的秩序。
此外，规则与法律制度是出于公共目的对人类行动做出的限制，所以在法律制度之下，要想让规则得到遵守、维持社会秩序，尊重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启蒙价值观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提。这是17世纪到18世纪人们经由社会契约论达成的共识。在对理性的高度信任之下，西方一方面强调自由和人权，一方面通过制度维持市场秩序，形成了高度文明的社会。
启蒙价值观与通过法律和制度确立社会和市场秩序的法治精神相结合，渗透进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以美国为主、偏重于制度的政策与重视程序合理性的秩序构建模式已经显示出了停滞不前。
第一是善的问题，或者说是伦理问题，相关政策对经济差距、种族对立的视而不见导致了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