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从经济层面来看，斯里兰卡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动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扩大，反而削弱了其国内抵御经济风险的韧性。
从政治层面来看，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惠及中下阶层，扩大选民群体。人民收入水平不见改善，对政府的支持度就难言坚挺，也容易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影响，自然也就为“债务陷阱”论孕育了流传空间。
4月2日，斯里兰卡民众排队购买燃油（图自澎湃影像）
再次，税收改革拉低了斯里兰卡的宏观调控能力。
众所周知，税收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然而，从2010年以来，尽管经济增长常居高位，斯里兰卡政府的税收规模却一直保持较低水平，斯里兰卡税收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20.4%下降到2014年的10.1%，达到历史最低点。
虽然在2015-2017年间政府通过税收改革简化手续，税收一度有所增长，然而，2018年胜选后，拉贾帕克萨政府修改税法，降低收税水平，包括将增值税从15%降低到8%、降低所得税率、废除按收入支付（PAYE）税和废除预扣税（WHT）等措施，导致斯里兰卡的税收占GDP的比例暴跌至8.4%，降至历史低点。
这意味着，政府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受到掣肘。
从国际层面来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为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外部压力。
一方面，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斯里兰卡的主要外汇来源——外国直接投资（FDI）、侨汇和旅游业——都受到巨大冲击，几近枯竭；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俄乌局势冲击国际供应链，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抬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而工业基础薄弱的斯里兰卡，不少物资又有赖于从外国进口。
一进一出之间，斯里兰卡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困境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的广大斯里兰卡中下阶层更容易对社会痼疾、现状心生不满，经济危机便转化为政治动荡。
印度在斯里兰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面对如此困境，斯里兰卡政府难以单独应对，需要外部救助。作为斯里兰卡的重要邻国，印度始终密切关注斯里兰卡的动态。尽管斯里兰卡是周边小国，但在印度战略界看来，斯里兰卡的国内危机可能会对印度产生多层次影响。
一方面，印度战略界认为，斯里兰卡的稳定与否与印度利益息息相关。
一个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斯里兰卡能够保证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稳定；一旦斯里兰卡政治动荡，经济凋敝，不仅国内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动荡乃至颜色革命，更将为大国介入提供空间。这可能阻碍印度主推的“科伦坡安全会议”（CSC）机制进一步发展，破坏印度主导环印度洋地区合作的图谋，不符合印度作为一个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的利益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