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以来的多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量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或前往其他地方。这些报告不仅在我国国内引起关注，亦在美国引发强烈反响。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不断提升科研投入的直接反应，也映射出美国创新环境正在进一步受到政治化、安全化侵蚀，科研机构不再是“世外桃源”。其中一份由普斯林顿、麻省理工等多所美国名校进行的联合研究称，近3年来有3800多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该报告通过具体数据显示出美国政府2018年实施“中国行动计划”的实际影响。报告认为，虽然美国科研体系仍具有巨大吸引力，但外国科学家正在进一步感受到“差别化待遇”，日益受到更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
这些研究证实了外界的诸多猜测，包括“美国优先”政策在科学界带来广泛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给科学家们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美国政府新的“科研安全”要求正在改变外国科学家的研究预期等。从研究看，外国科学家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离心倾向仍在上升，一些华人科学家仍寻求回到中国或在其他亚洲创新中心发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在全球人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亦得益于多个历史性因素的叠加。近100年以来，美国人才体系出现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均显著拉开了与其他竞争者的差距。第一次飞跃是在二战前后，大量欧洲科学家由于战争流离失所来到美国，充实了美国顶尖科学家的队伍。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长期投入为吸纳顶尖科学家打下基础，让当时的美国成为这些科学家最佳的庇护所。第二次飞跃是在冷战时期。冷战带来的核大战恐惧显著改变了欧洲的创新环境，使其长期难以重获创新活力。欧洲科学家及青年人才持续向美流入，仅少数回流欧洲本土，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人才环流。
第三次飞跃是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这一时期，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创新环境出现显著改善，对美国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得到持续释放。相比欧洲和日本，美国的文化和创新环境更加开放，基础科研投入更多，让美国再次吸纳了大量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然而，如今美国海外人才的“第三波红利”已接近尾声，一些既有优势正在被削弱。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本土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开始在人才引进领域发挥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虽然部分废除了针对特定国家和高科技人才移民的限制性措施，但是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仍然具有重点加强美本土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由此可见，提倡人才和教育领域的本土优先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长期政策，这将影响海外人才的预期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