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所谓“科研安全”日益成为美国科研体系的压倒性因素。2018年起，美国一些政客甚至政府层面不断强调所谓“科研安全”议题，不断强化联邦政府和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与干涉。这种所谓的“科研安全”事实上是把学术研究政治化、安全化，对源自海外的科研人员采取不信任态度。这一转变成为众多华人科学家“逃离美国”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寒蝉效应也将对未来美国吸引顶尖人才的能力带来制约。
两者共同改变了美国创新体系的政治文化和内部环境，使其不再具有“特殊性”的开放和包容度。对于科研人才而言，相比物质条件的优越，他们往往更关心自身开展科研工作的自由度、环境的开放度和生活的舒适度。自由选择能让科研人才更有机会探索上升空间，实现更广阔的科研愿景；环境开放使其能够更便利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完成单独无法完成的成果；科研人才多属于社会精英层，已不仅满足于基础生活需求，而希望生活环境能够减轻其科研压力。在这些关键领域，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顶级机构的差距近年来正在显著缩小。
美国创新环境的“魔力”不再将对全球人才流向带来深远影响。与美科研条件类似、环境更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将显著受益。例如，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对全球人才的虹吸能力正在显著增强，成为美国本土人才外流和发展中国家人才“自我提升”的优先选项。欧盟、日本等亦意识到这一机遇，纷纷加大在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放宽相关移民和工作限制。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对全球人才“魔力”的丧失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方面，中国不仅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最佳目的地，同时也将有机会吸引更多被美国科研规则收紧“挤出”的人才。挑战方面，中国也将面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才竞争，这些国家当前的科研基础和生活条件仍有一定优势，相比美国将提供更多元化的机会。美国一超地位的下降强化了全球在该领域的竞争态势，也加大了落后国家被拉大差距及一些国家的人才外流压力，让中国提升本国科研环境有更强烈的紧迫感。（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