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勤于帮助期刊免费审稿的课题组与从不帮助期刊审稿的课题组，在录用条件上当然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审稿同样有助于学术繁荣，应该得到鼓励。
问题是，为什么英文期刊的“关系稿”没有成为一种障碍？
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英文期刊从1990年代初期就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如：增加市场化主体办刊、减少刊物刊登稿件的限制、增加版面费、允许年轻的期刊进入高水平期刊目录、建立第三方的期刊监管机制等等。
而中文期刊则因市场化程度不足，面临更加严重的管理问题。在普遍吃财政饭的情况下，期刊因为害怕担责，没有动力增加论文版面。已有的论文版面往往还是只够二十几个大课题组发文使用，难怪会被人腹诽为“学阀俱乐部会刊”。
同样是因为财政化管理，不同期刊的经费差距拉不开，尤其是主编收入拉不开，也打击了办刊热情。同时，主编也没有动力拒绝领导批过来的稿子，导致“关系稿”居高不下。这种“关系”稿的作者往往不愿或者没有能力审稿，就造成了过去“审稿慢”的痼疾时常发作。由于很多实际的主编是轮替制，因而导致主编缺乏责任心，对办好学术期刊的责任感不强。
而英文期刊的市场化改革，保证了期刊主编与期刊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保证了办刊水平与办刊经费的一致性，从而使得“关系”稿的占比较小，同时保证了较快的审稿速度。
雪上加霜的是，中文学术期刊还缺乏严格的学术监督。
英文期刊常用的SCIE数据库虽然是商业机构搞的，也存在私相授受的现象，但大体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规则。2019年11月，牛顿曾经发表过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因论文自引率较高被移出了SCIE期刊数据库，显示出SCIE的操盘者“科睿唯安”维护学术伦理的决心。
“中文核心期刊”的考评机构是彻底非营利性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然而在中文期刊地位实际上“世袭罔替”的情况下，除了公开化的学术不端或严重人浮于事，极少有选入“中文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被除名的情况。
有鉴于此，国家实际已将重要中文期刊的审核权下放到各个大学。在实践中，各个大学往往把自己选出的重要期刊参照SCI论文进行分区管理。这无疑繁荣了中文学术，但存在各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因此，短期内中文期刊对年轻学者的吸引力还是会弱于英文期刊。
做好宣传才能打响中国期刊
截至2021年，根据中国科协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1）》，中国的SCI科技期刊有213种（JCR认为同年中国的SCI期刊有251种，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在《蓝皮书》的发布会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指出：“与中国作者发文规模相比，中国SCI收录科技期刊的发文量远不能满足现实发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