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原来的韬光养晦变成如今的奋发有为，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外交策略转变吗？
阎学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变化理解成是外交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过去我们几乎对所有国际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介入，只和其他国家搞经济合作，不谈外交问题，而现在则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并重，甚至安全问题还要更优先。
原来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让位于中美关系。而今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国家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要服从于周边关系。所以说，这种外交策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被动为主动，它是外交政策根本性质的改变。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创新”这个词。要知道当初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改革，是在除外交之外的所有领域都要进行改革。所以我们把10月底这次外交政策的改革，称作是外交领域开了一次迟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我国的周边外交，您认为该如何研判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局势？目前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