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决定性转变，在战略研究中称为“调控衰落”，指的是霸权国在相对实力出现下降时，选择切割非核心利益，集中资源于对霸权维持最具决定性的领域。在英帝国的案例中，北非、巴尔干、西印度群岛乃至中亚属于“长尾”，欧陆均势与海上统治权则是基础，割除长尾并不会顷刻颠覆不列颠的绝对优势，只是一种成本控制。

　　与19世纪的英国“以海制陆”不同，二战后的美国以“大陆存在”支撑全球霸权，在平时就把政治和军事存在前出到欧亚大陆，以赢得干预时间方面的余裕。但美国至少吃过两次过度扩张的亏：1960年代初，华盛顿对亚非拉出现“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估计过高，把有重点、有针对性的遏制扩大为不计成本、四面开花的出手，终于招来越南败局；如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则是在为本世纪初过度自信、在大中东地区贸然扩张义务的后果埋单。而过度扩张往往是由决策者迷信自身权势的心理导致的，因其源于人性，故难以根除。

　　霸权国战略收缩也会对追随者和霸权国自身产生心理影响。一方面，那些常常抱怨领导者管得太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表现机会的盟国，现在突然失去了舵手和最主要的成本承担者，它们要在腹诽和嘀咕中尝试挑起担子，其基于自利(Self-profit)提出的方案会比过去带有更强的国别或集团色彩，也因此更不稳定。另一方面，霸权国本身对战略收缩造成的信誉下降也感到恐惧，担心友好国家的信任不复存在，更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会利用这一时机全面进逼，因而在最初的收缩后仍有可能突然转向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