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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此评论道：“当时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前途似乎毫不关心，它同列强和平共处，丝毫没有觉察到正在强大起来的日本。”施阿兰还继续评价李鸿章道：“他可能是唯一能够真正理解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和必要设备的中国人。他却宁可一直躺在骄傲自大上面，轻视可能存在的敌人，满足于幻想中的强大与丰富的资源。”
史料记载了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当时清朝的心态。1876年1月，年仅30岁的日本驻清国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途经天津，满身西式装束的他拜访了53岁的李鸿章。李鸿章说：“阁下赞赏模仿欧风，废弃旧来服制，犹如将自国的独立委身于欧洲的制度，岂不是遭人唾弃，羞耻之事？”森有礼答道：“对外来事物的取舍并无他人强迫，完全是我国人民自己喜好的事情，故没有丝毫羞耻之处，我国古来极力吸收和采用亚洲、欧美及其他各国的长处为己所用。”李鸿章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国决然不会进行如此变革，只是不得不在武器、铁道、电信等机械方面，吸收西洋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正是那些国家最优秀之处。”
“长崎事件”加剧日本反清情绪
清朝不仅在思想上鄙视日本，在实际行动上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日本“宣示国威”。这其中，“长崎事件”在清日关系史中极为敏感，堪称两国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线。1886年8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等战舰组成的舰队，在朝鲜海域演习完毕后，受命于8月1日抵达长崎，名为维修战舰，实则宣示军威。8月13日，数名登岸购物休闲的清朝水兵在丸山游廓寄合町的贷座敷妓院楼内，和日本巡警发生斗殴。15日下午，约300名水兵上岸购物休闲，已经积怨的清朝水兵与日本巡警再次发生冲突，直至引发了200余名水兵与更多当地日本人、巡警之间的群殴。最后调查统计，日本巡警死亡2人，伤26人，北洋水师水兵死亡5人，伤4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