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对中国的政策而言，他的个人风格和其政府的政策似乎有些脱节。他的个人风格是将两国关系看成是一场交易，重点在贸易赤字上。但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双边贸易赤字不足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双边贸易逆差具有政治或者象征意义，但在经济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朝着与总统个人风格完全不同的方向迈进。因此，中美元首对话中的表现，和美国其他政府官员在中美关系中所做的事情之间存在很大的脱节。我想中国同行肯定感到非常困惑。正是这种脱节，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
我想美国政府中的专业官员是希望稳定美中关系的。当然，他们也希望中国调整政策，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行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他们希望通过持续而勤勉的外交努力来取得进展。
很多人对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感动沮丧，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其他外交政策上也一样，包括他疏远美国盟友的问题。而疏远盟友不利于提高美国的领导力，也削弱对中国政策选项的影响力。
总之，我们有一位很不寻常的总统，他不像我们以前的任何总统，我们整个的政府系统都被这个问题困扰。我相信在今年11月的选举之后，我们将有机会重新部分调整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朝相同的方向努力。
中国新闻周刊：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特点反映了你所总结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概念，你如何评价这一政策？
谢淑丽：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有一些变化，以应对中国的政策变化。尽管如此，一个局限于反击的政策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政策，那可能导致“过度反应”。我们采取的有些措施可能对美国本身有害，特别是与科技、学生和学者交流签证方面有关的限制。我认为这些政策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社会的开放和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社会，我非常喜欢美国的这一点。所以，我反对“过度反应”，因为这种政策虽然针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但其实损害我们自己的开放社会。我们在砌墙，我不希望美国社会变成这样。我们不想和中国进行一场“向下触底”的竞赛。
基于中国外交行为的变化，我同意采取一些更硬朗的措施，但我赞成“巧竞争”：先确定政策的轻重缓急，然后试着坐下来和中国方面谈判解决方案。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双方很少接触，包括外交接触。
美国改变政策不是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或者是美国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威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太机械了，我并不认同。我相信两国的外交决策者和领导人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对双边关系处理得很好就是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