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认为新冠疫情是两国建立更密切合作关系的一个契机？
谢淑丽：我们也许已经丢失了这样一个机会。挺悲剧的，是吧？但两国关系如此敌对，以至于双方甚至不能合作去拯救生命，那是很悲哀的。我们能回到合作的轨道吗？我不知道。
新冠疫情的治疗和疫苗研发创造了一些机会。中国科学家可以和来自美国、世卫组织和欧洲的科学家合作，对疫情的传播做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我们不希望再出现全球性的瘟疫。
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意与所有国家的人分享疫苗，让它成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可以提出一个计划，我们（美国）也可以提供一个计划，现在也是计划如何制造和分配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绝佳时机。也许中国可以牵头举办一个网络会议，倡议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框架？
如果中国提出一个框架草案，非常透明，并且与美国的福奇博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健康与人力资源部的领导沟通，就框架协议达成共识，这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主意。
拜登会采取更务实的方法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外交官和美国专业人士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所以他们不能真正理解对方。
谢淑丽：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起码过去肯定不是这样。新中国历史上外交很成功，可以追溯到周恩来总理，尽管他当时受各种限制。再譬如说钱其琛副总理，他很有创意，很有远见，为了实现中国的利益能够与各方进行接触、互谅互让、保持灵活性。他非常注重建立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钱其琛勤于思考中国真正国家利益所在，而不是象征性议题，他也不试图在国内民众面前显摆强硬。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正面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并且非常积极地帮助建立这样的环境。当然，这也是传承自邓小平的精神。
再看中国的区域外交。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区域多边机构中发挥作用。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签署了一个行为准则，增加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同时也不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钱其琛、唐家璇、王毅等人就是这一亚洲政策的缔造者，他们与美国外交官的合作也很好。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未来能否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你对中美双方有什么建议？
谢淑丽：我赞成“巧竞争”。在“巧竞争”框架之下，中美两国恪守公平的全球性的规则，在经济上竞争，在科技领域竞争，在体育和外交上竞争。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但同时保持在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议题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