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论愈演愈烈

当前全球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形成的。疫情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美国等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重建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对这些企业而言这一过程成本高昂。

产业链重建需要综合考虑配套产业集群资本、劳动力、市场等因素。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最节约成本，是供应链调整的根基。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且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的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出口到欧美的。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70%的市场份额。

而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劳动力成本，还要考虑劳动力素质。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尽管比中国低，但工人基本素质也比中国差。经过近4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

特朗普3年前就要求库克把苹果的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回美国，库克多次表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苹果从中国撤回到美国，苹果就死了，苹果的产业链也无法形成。因为，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一家制造业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

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贸易战下有一批企业的确有搬迁出中国的趋势，但是疫情下反而这种搬迁需求放慢了。

首先，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的阴霾无人愿意再投资。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以上才能恢复元气，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也往往具有薄弱环节，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其次，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而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也验证了其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

重 构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黄奇帆认为，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希望的那样与中国脱钩。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并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准分工结构，但是这种水准分工导致产业链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也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