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企业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不大。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是让这些产业分工能够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这将提高抗风险能力。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但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的企业分享，所以还是国际化水准分工的。
黄奇帆指出，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关系还真是不大。
需要看到，“脱钩”深层次反映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焦虑症。新一轮全球化呈现出新旧融合、动能转换的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日益成为主引擎，令发达国家优势相对减弱，引发保守主义抬头。美国鹰派势力千方百计借贸易战、科技战打压中国，企图将中国纳入华盛顿的“政治正确”轨道上。而 “脱钩论”正是“逆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产物和表现，混合了“逆全球化”“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同配方勾兑而成。
贾康认为，疫情造成很多供应链的暂停键按下、卡顿甚至是失联，逆全球化的表现似乎又升级了。中美贸易战使原来比较紧密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甚至推进到了“脱钩”威胁。脱钩意味着否定全球化。实际上美国人不是要退出全球化，而是要遏制中国，保持“老大”稳固的地位。中国在和美国争取“斗而不破”的同时，应积极地和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其他的经济体，发展关系，以多边合作对冲美国的打压。
总体而言，中美脱钩，与其说是既定战略，倒不如说是与中国讨价还价的战术，但其确实也是美国“遏华”战略的体现。
虽然断崖式的“硬脱钩”不太现实，但必须警惕“温水煮青蛙”的渐进式、选择性脱钩，比如先从科技入手，继而扩散到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中国应在重点领域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最根本的在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多元化规避风险。还要管控民粹主义干扰，夯实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