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可惜，被视为是中国的强有力的回击，很快在中美关系之间上演了制度之争、价值观之争和生活方式之争。美国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中国的威胁，而要从各个方面进行针对中国的“保卫战”。至少在民间层面，中国也具有类似的认知，导致了高涨的民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对美国争锋相对，以牙还牙。
人们把这个局面与美苏冷战期间两国意识形态冷战模拟。的确，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美苏两国最激烈的战场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美国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之间的对抗。不过，就美国所展开的对华认同政治战来说，中美在这个领域的情况，可能要比美苏冷战期间的情况更为糟糕。毕竟如果美国人相信“文明冲突”，这种冲突并不存在于美苏关系中间，但存在于中美关系中间。
实际上，就认同政治的范畴来说，美国可以把这种冲突扩展、扩散到任何一个领域。这里的核心在于，一旦美国通过认同政治把中国妖魔化，美国对华实施怎么样的政策都具有了道德的高地。
中国如何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认同政治呢？如果美国搞认同政治，中国也搞同样的认同政治，两国必然陷入认同政治的恶性循环模式。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
经验地看，中国其实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即包容方式。包容也是中国世俗文明最主要的特质，这个特质也使得中国文明吸纳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文化。但即使人们不讨论久远的过去，1949年以来的经验，也足以说明包容方式的有效性。
建国之后，中国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决裂之后，中国也经历了高涨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但毛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表明他的务实政策，即国家政策不为已有的意识形态所制约。尽管当时美苏处于两个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但他的务实政策，促成他把美苏两国同时视为“霸权主义”。
尽管处于“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本身的意识形态相对，但所有“第二世界”的国家都是中国交往和合作的对象。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后，中国更是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美国结成了准同盟，共同应对苏联帝国主义。
邓小平的“不争论”更是包容方法的体现。针对当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制度手段和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之后，中国有机地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融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引导了中国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邓小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化”，但从来没有停止与西方对话。即使在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问题上，中国也一直抱着“求同存异”的态度，和西方保持对话。经验表明，只要通过对话，很多领域都是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的。毕竟，实际的中国并非西方认同政治中的“中国”，更何况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