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低生育率、人口红利等问题再次引发讨论。本文作者认为，低生育率不是中国一家面临的问题，东亚国家普遍存在此类现象。原因在于高负荷的工作带给人们太多压力和焦虑，挤占了家庭时间。低生育率偏好是个复杂问题，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观察者网翻译此文，供读者参考。
【文/莱曼·斯通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生育率已降至极低水平。韩国的生育率在2020年下降到创纪录的水平——预计每个妇女只生育0.84个孩子，而保持人口规模稳定则需要2.1个孩子。但韩国并非孤例，香港2019年的生育率仅为1.05，新加坡2020年生育率为1.1。
在台湾，每名女性预计只会生养1.05个孩子。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生育率较低的国家，现在却成了该地区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每个妇女也只有1.36个孩子。
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在其国内就极具争议性。最乐观的估计是，截至2015年，中国城市妇女平均生育率约为1.2，而农村妇女为1.7。这些数字在过去六年里肯定会进一步下降。
七普数据显示，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图片来源：新华网
北京并非不了解低生育率将带来怎样的挑战。该国人口政策的初步改革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许多地区还向母亲和家庭提供了更多服务。
过去一年，政策改革的步伐已有所加快。对于人口迅速减少的东北各省，出生限制已被提高到三个孩子，或者干脆取消。政府也修改了婚姻法和离婚法，旨在鼓励家庭保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了一份工作论文，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该论文的发表引发了婴幼用品类股票的价格上涨。
多国政府都曾试图提高本国生育率，但成功的例子很少。偶尔，一项政策会成功催生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婴儿潮，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制定政策来完全扭转本国人口的长期发展趋势。
多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投入巨资推行家庭扶助政策，但成绩却乏善可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女性经济学”，其理论基础是“女权主义就是新的‘生育鼓励主义’”——即在家庭和单位里鼓励男女平等，从而缓解女性的生育焦虑，让她们生出更多的孩子。然而，安倍离任时的生育率比他上任时还低。
问题出在哪？为什么这些国家都未能提高生育率？在一篇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我们认为答案已经摆到了各国政府面前——问题在于工作。对父母来说，总有一个拦路虎阻挠他们参加亲子活动、从托儿所接孩子或只是单纯地和孩子共度美好时光，它就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