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成为生活中意义和价值的最重要来源，或者当力争上游的竞争变得残酷激烈时，家庭就会受影响。随着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家庭必然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我们通过四个不同的数据集展示了这一点，我们在长达将近40年的时间里采访了100多个国家的40万人。我们始终发现，在高收入国家，那些认为工作“非常重要”的人最不想要孩子并最终生养了更少的孩子。当高收入国家总体上更加注重工作时，其结果通常是生育率更低。

我们发现“工作主义”在抑制生育欲望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欧洲低生育率国家的理想生育标准仍然是两个孩子。但东亚国家施行的家庭政策一直面临一大障碍，就是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妇女声言不希望有两个孩子。

过去，一些研究者提出理论，认为直到现在才废除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香港和台湾为什么也出现了低生育率偏好。这些地区都对竞争性教育有着强烈的偏好，这就导致大学教育和就业上岗都竞争激烈，那些落后者几乎找不到任何救命稻草。

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这得益于竞争超级激烈的长耗时教育和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造成了持续的压力和紧张。

这对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三抛世代”（译注：一个在韩国流行的社会观念，“三抛”即抛弃求偶、结婚和生育）出现的潜在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高昂的住房成本、不稳定工作引发的焦虑、过长的工作学习时间以及将学业和工作上的成功视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真正标准。

当年轻人知道财务安全和收入稳定只限于表现最好的人，而其他人只能去争抢剩余的残羹剩饭时，他们就会顺着校长、主管和政府的意思作出反应——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学习工作中。他们将力争上游，其结果就是经济增长。

但这种增长不过是一种幻觉。它不是一种人口红利，而是正如中国人民银行那份工作论文所说的，是一种“需要偿还的债务”。长时间工作是以损失人口的长期增长为代价的。在低生育率省份取消生育限制不会催生出婴儿潮。

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那可能的办法应该是抛弃竞标赛式的竞争性考试和职位晋升方式。当父母相信他们的工作能保证自己和孩子共享天伦之乐，当孩子们的生活不会以学习为中心而使他们倍感焦虑和压力时，生育率就会上升。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