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兰兹在文章中提到，在冷战期间，美国做出了持续的、全社会的努力来试图理解自己的对手。

由此，一门被称作“苏联学”（Sovietology）的学科出现了。美国国务院解释说，这是一门专门研究苏联社会的“运作特征”、“苏联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优劣势平衡”的学科。

作为战后美政府联合学术界的项目之一，苏联学研究得到了联邦资金及知名基金会的支持。学者和智囊团则利用这些资源研究了苏联的经济轮廓、军事结构和理论、以及该国政策和社会中的各个方面。

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的历史学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对此感到困惑。他说：“我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花这么多钱研究另一个国家，如此令人震惊。”

但布兰兹称，美国政府的投资最后“硕果累累”：一些苏联学家对苏联政府的运作机制一清二楚；在苏联解体前，就有经济学家发现了苏联经济的停滞、人口学家意识到了苏联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文化学家注意到了民众对于宗教的兴趣激增。

此外，苏联学还创造了一批学术骨干，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带入了政府的核心圈子，其中就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基本上停止向非政府分析人士提供经翻译的、开放的材料。这使得美国观察人士常常依赖中国政府自己对该国重大政策声明的翻译。

布兰兹认为，如今的美国需要类似的努力——政府动员学术界，像冷战期间研究苏联那样研究中国，翻译文件只是一个开始。

正如布兰兹所言，“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授权法案”的提出，体现了美国部分政客的冷战思维。此前不久，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接受采访时同样叫嚣，美国政府要用对付苏联那套对付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强调，美方一些人总是从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关系，鼓吹围堵打压中国，这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汪文斌说，我们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负面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的正确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