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充分统一不同民族以治理他们方面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国歌在几个世纪的战场上庄严地吟唱着荣耀；国花象征着国家的土著性；国家博物馆汇集了文物，将关于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的起源、悲剧和胜利的叙述具体化。身份和团结，虽然是个人化的东西，却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构建的东西。如果政府不参与协调这些努力，它们就会被留给市场、算法和投机取巧的政客。实际上，这也就正是世界现在的情况。
与任何个人一样，社会构成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本能：尊重他们的遗产和保护他们的传统，同时承认、适应和进步到未来。
这些对立的倾向表现在包容和排斥的政治上，特别是在两个关键时刻。首先，国家必须决定是否承认所有民族在法律面前作为公民受到平等对待。其次，他们必须决定国家及其身份的构建，是反映人民的多样性，还是寻求促进一个群体，而不顾其他群体。包容性的重新定义可以推翻历史上的不平等，就像夏威夷和纽约的情况一样，但是，追求排他性身份或不平等承认选区的政府，则面临着被压制或公开的社会紧张。
如果要在多数民族社会中实现和平共处，国家认同可以而且必须扩大，以包括不同种族或宗教的新来者，并产生一个重组的多数民族。然而，这些也是最难改变的公众态度之一。
因此，在我所研究的社会中，对变革性人口变化的反弹，实际上不可避免，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变化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持久属性，但是，在今天，它变得更加政治化了，因为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白人多数害怕他们的数量减少。
更加自由的规范和民主体制的趋势，意味着政治权力越来越受制于国家人口的构成和多数主义的逻辑。扩大的言论自由允许对民族身份进行更多的争论。更大的集会自由促进了按种族划分的动员和起义。而且，由于民主国家根据人口数据分配资源，它们提高了相对群体规模的赌注。
在这种环境下，民族主义经历了一次重生。面对不稳定的人口变化和全球化的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是一个熟悉的安全毯。特别是在民主国家，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正是人口变化所威胁的：一个特定的民族-宗教民族的社会统治地位和对国家的权利。
我所探讨的六个案例不能预测美国的未来会怎样。相反，它们提供了这个国家可供选择的未来的缩影，这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如何驾驭人口变化和社会关系。美国领导人已经陷入了使早期社会陷入社会冲突的同样的短期思维。一些公民领袖并没有激发新的、广泛的民族形式，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包容，而是在寻求加强对民族主义政治或民族宗教基础的支持。除非政治、商业和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改变方向，否则美国仍将像我研究的一些社会一样，发生对立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