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价值观外交”不符合中亚国家的基本战略取向。地缘区隔、文化差异和较为成熟的现有地区合作架构，是美国此前中亚战略未能取得实质性效果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出台名为《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的所谓新中亚战略。与以往主要通过经济援助进行价值观输出的方式不同，新版战略强调维护中亚国家面对其他所谓“恶意行为体”（malign actors）时的政策独立性，声称要避免该地区对其他力量形成依赖，确保各国“自由地”与美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伙伴关系。另外，还强化“中亚五国+美国”（C5+1）对话平台，试图对冲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等现有地区机制的影响力。深究其动机不难发现，美国试图扭转所谓“安全靠俄罗斯、经济靠中国”的地区合作态势，为中亚国家提供所谓“第三条道路”。
美国国内有人认为，中亚国家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选择保持“谨慎沉默”，美哈之间高层互访和拟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表态，可被理解为向西方靠近的信号。这也很可能是美国打算在中亚重拾“价值观外交”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但需要看到，中亚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坚持“多元平衡”的对外战略取向，对外经济、安全与发展合作并不依附于特定国家，更不受制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束缚，而是基于真诚互信、平等互利等基本原则。因此，以美式标准的“价值观外交”对中亚国家进行说教利诱，甚至试图打造中亚版“志同道合”的小圈子并使其服务于美国的大国战略竞争目标，那无异于天方夜谭。（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