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确实，如果我把主要经济体的政治精英指数与各自的人均GDP（用美元的购买力评价核算）对照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政治精英指数确实跟人均GDP呈现严格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图来做一个变换，可以发现更多的含义。比如，我们把上图中的每一点跟这个拟合的趋势线的垂直距离算出来作为新的纵坐标，然后把它与政治精英指数放到一起，转换成另一个图， 就能特别形象地看出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图2，纵坐标是图1上的每个经济体所代表的点与那条趋势线的垂直距离，也就是这个经济体的人均GDP的拟合值跟实际值的差。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值是正的，非常大，而新加坡是负的，也非常大。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给定中国政治精英的质量，中国本来应该达到的人均GDP要比现在实际的高，但现在的人均GDP小于本来应该可以达到的人均GDP水平。新加坡则反过来，给定新加坡的政治治理水平，新加坡实际的人均GDP比它应该达到的人均GDP要高得多。
图2
所以，图2给了我们可以想象的空间。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给定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中国的人均GDP其实应该更高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一个潜力，需要进一步实现。这个潜力的实现靠什么？既然中国的政治精英质量已经相当高了，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并不大，那么未来人均GDP的提升空间主要靠什么呢？我觉得必须从另外的空间入手才有可能，而这无疑跟资本有关。
今天，我们经济中拥有了大量的资产和财富，资本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恐怕是我们几乎唯一可以去改进的空间了。资本代表了市场，代表了生产力，资本可以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能力。在此情况下，如何破解资本的秘密，更好保护资本的权益和促进资本的生产力，对实现后追赶时期的自主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想要进一步释放资本的生产力，不仅需要较高的政治精英治理水平，还需要不断改进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确保亲商的和自由的营商与投资环境，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很明确的，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除了政治精英治理不断现代化之外 ，唯一能有巨大潜在改善空间的就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只要我们坚持并加大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水平就可以得到改善，资本发现企业家和创新能力的空间就会持续拓展，其结果就是生产率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