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拜登同时瞄准了许多不同的目标：对被视为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生产（如高质量的半导体）进行围堵；促进电动汽车等高价值产品的国家生产；保护钢铁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行业的工作；以及降低收入不平等。

在国际上，他希望通过关键领域更安全的国际供应链使美国更加自给自足；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区域和全球联盟；同时，处理好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他的政府似乎对这一政策组合中一个领域的干预对其他领域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的影响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有一件事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绝对肯定的。要解决美国国家政策中的功能失调问题，并使国家经济政策的良好运行受到影响，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以前无法想象的现实是，美国在开展健全的国际经济外交方面已经给自己发了一张红牌，并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淘汰。可能需要一两代政治家来解决美国自己陷入的困境。

这就是现在在亚洲开展国际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亚洲国家和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也就是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一个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有着深厚的战略利益，必须从美国的蹂躏中捍卫这一体系，同时努力在区域和诸边协议中一步步地提升规则。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需要政治勇气和灵巧的外交手段，特别是在与美国本身打交道时。

北京的行动将需要改变，以配合其言论，但很明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在现有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中有利可图。美国需要以一种避免美国孤立中国和将世界分成集团的倾向的方式参与这一努力。

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希望美国能像它的习惯一样，在尝试了所有其他方法后做出正确的决定。

《东亚论坛》2023年1月23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