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热情不会消亡，反而会随着战争长期化而不断上涨，特别是俄罗斯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加大，民间社会的反俄情绪也更加深厚。
乌克兰国内不太理想的政治生态，特别是腐败问题是短期内很难改变的顽疾。它在乌克兰长期存在，战前就是如此，这跟它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相关。但是在战时状态下，这种政治斗争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不会掀起大的波浪。因为泽连斯基目前在乌克兰国内塑造起来的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存在所谓政治斗争的压力或不稳定。
至于最近掀起的新一轮贪腐，更像是对美国、欧洲的交代，确保美欧援助不会中饱私囊、不会打水漂，因此需要做出这样的规定动作。但我也不认为这种动作能彻底解决政府长期以来存在的贪腐问题，更何况这也不是现在优先的处理事项。
观察者网：当然美国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变量，2024年美国大选，两党势必也会在俄乌问题上做文章，可能会影响体现在哪些层面？
赵隆：美国2024大选当然是重要变量。如果乌克兰危机还是以当前这种接近于僵局的状态保持到明年中下旬，接近美国大选时间点的话，到了选举白热化阶段，拜登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很显然共和党会拿此做文章，攻击拜登及民主党，从而将美国带入国内政治消耗战。这可能集中在美国对乌援助缺乏监管、未能避免乌克兰危机的持久化，以此质疑拜登的执政能力。
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拜登的利益诉求不见得完全要将冲突无止境地延长下去。在政治斗争的关键节点，他也需要阶段性成果来证实自己采取的政策是有效的。
因此，对俄、乌、美等各方而言，今年都将成为决定乌克兰危机最终场景的关键之年，各方都需要争取有意义的成果，作为未来谈判的筹码。
观察者网：那么对中国来说，如何评价俄乌战争进行至今对中国的利弊？中国现在夹在中间或是被西方舆论绑在“俄盟友”的位子上，怎么才能转变这种情势？
赵隆：个人看来，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当然是弊大于利，对大国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建设造成不确定性；危机导致的政治、安全、经济和能源领域的负面外溢效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全球贸易大国而言也是不利的。冲突持久化、扩大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持续增强。
至于所谓“夹在中间”或者被西方舆论绑架，这一点需要看到，中俄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存在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这是有共识的，但也存在解决方式上的差异。中国强调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炉灶。但俄罗斯显然在战前就已经产生冲动，希望对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颠覆性”的重构；而在这场冲突之后，恐怕这种意愿会更加强烈，寄希望于彻底瓦解当前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