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否跟随其他大国结束外交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
《纽约时报》白宫记者彼得-贝克前几天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应该是令人不安的思考，特别是对专业外交官，而且也对其他所有人。在与乔-拜登总统一起纪念北爱尔兰受难日协议签署25周年时，贝克指出，"这种外交突破已经成为过去。近年来，各国尤其是美国，似乎更有可能破坏条约和国际协议，而不是签署新的协议”。贝克的结论是，尽管说外交的死亡会走得太远，但"目前肯定是缺乏外交"。
贝克用正式协议作为衡量外交成就的标准，这个标准可能夸大了问题。有成效的外交的产出远远超出了这种协议，包括有助于稳定动荡局势的沟通和非正式谅解，以及说服外国政府采取更符合外交官所代表国家利益的行动。尽管如此，贝克还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们应该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出现。
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曾经在一部关于战争原因的经典作品中，使用过的三个层次的分析，也可以用来解决外交的衰退。其中一个层次，即国际体系，在贝克的文章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提到了"冷战规模的大国竞争的复兴"，以及目前莫斯科或北京似乎对与西方的妥协没什么兴趣。但是，回顾最初的冷战是如何以高度重要的国际协议为特色的，特别是在军备控制方面，在这个层面上对外交衰退的大多数解释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和敌人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与自己的朋友和盟友达成协议，至少有同样的必要性。
至于莫斯科或北京不愿意妥协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剥离影响这两个国家首都政策的内部力量，只看俄罗斯和中国今天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两个政权几乎没有理由放弃外交。外交需要满足的相关需求包括：对俄罗斯来说，在经济和军事衰退的情况下挽救其大国地位；对中国来说，充分利用其不断上升的实力，确保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个层面的分析是国家政治制度，它为目前外交的匮乏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兴起在这里提供了很多故事，贝克正确地提到，就美国而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这种民粹主义品牌的崛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当前美国超党派的政治环境中，与民粹主义政党基础相适应的共和党人坚持反全球主义，其形式往往是反对与对手达成任何涉及妥协的协议，因为所有此类协议都是如此。对于民主党总统来说，做出这种妥协肯定会受到另一方的抨击，这意味着放弃新的重大国际协议是政治风险最小的途径。
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包括关于北爱尔兰的《耶稣受难日协议》以及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条约，都是经过数月甚至数年工作的产物。这样的时间表不仅包括导致最终协议的谈判，还包括更早的外交，传达共同的利益，探索讨价还价空间的边界，并以其他方式为签署新协议做好准备。围绕四年选举周期的美国政治阻碍了外交成功所需的持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