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每次换届时都要拆散联邦政府上层，这种特殊的做法在这方面一直是个问题，而且，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如此。但是，在过去30年里，这种影响在党派斗争的加剧中变得更加严重。不仅跨党派的高级任命比以前少得多，而且一党对另一党领导人提出的任何倡议都会反射性地予以拒绝。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是个别领导人，它为在似乎急需达成外交协议的情况下缺乏这种协议提供了额外解释。乌克兰战争的悲剧，看不到停火协议，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个人野心和现在的个人政治困境有很大关系，他的政权不是靠妥协而是靠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在中国，权力高度集中，这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也表现出权力集中。

特朗普的癖好是近年来美国撕毁或背弃的主要国际协议多于其谈判或签署的协议的主要原因。由于共和党的大部分成员仍受制于特朗普，这一层面的分析与之前的分析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但是，特朗普在美国的外交关系上打上了更多的个人烙印，他摆出了王牌谈判家的姿态，但却没有得到与这一姿态相称的实质性结果。这一点也许在他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除美国外，其他大国也有可能从外交匮乏中崛起，并且已经显示出它们有能力这样做。中国就是如此，它最近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和解；俄罗斯也是如此，它促进了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之间关系的恢复；俄罗斯和中国都在扩大上海合作组织和潜在扩大金砖国家集团。相比之下，除了芬兰加入北约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采取的行动外，美国近年来的外交似乎并没有那么富有成效。

特朗普的死手继续给美国外交带来沉重的压力。在几个重要领域，美国的领导力在较远的过去曾导致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协议，拜登政府显然是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谨慎，没有挽回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上的破坏性退缩。它没有扭转特朗普的大部分举动，这些举动使以巴和平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例如将美国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它错过了通过行政命令扭转特朗普背弃多边协议的早期机会，该协议关闭了通往伊朗核武器的所有可能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有意通过构建针对伊朗的"制裁墙"来束缚其继任者的政治手腕。而且，它也没有撤销特朗普通过国际协议促进贸易的举措。

美国能否跟随其他大国结束外交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而这将取决于让美国选民理解国际协议中不可避免的妥协如何不仅仅是对外国的让步，有时也是推进美国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

《国家利益》2023年4月17日美国前国家情报官员Paul R. Pil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