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外长会举行期间，秦刚外长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会晤，这是两个月以来中印外长第二次对话，这一回，两人除了谈两国在上合、金砖等框架下的合作以外，还就实控线争端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对话比上一次要长不少，持续了大概70分钟。
【上合外长会期间，秦刚外长与印外长会晤】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在通告中指出，秦刚外长对苏杰生表示，中印都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梳理近几年来的中印外长对话，这应该是中方首次在中印关系上作出相关表述。
当秦刚外长说到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时，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但结合中印的外交关系实际，我们第一个联想到的，恐怕就是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当时，尼赫鲁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执意采取所谓“前进政策”，企图单方面改变中印边界现状，塑造既定事实。
但解放军用一个月时间，就把印军非法布设在中国境内的多个哨所与据点全部拔除，就地全歼印军王牌第7旅，在达成战略目的后，又从实控线主动后撤，交还战俘、枪支弹药，并再次强调边界问题应和平解决。效果也很明显，对印自卫反击战后，印度对相关问题的态度，明显审慎了许多。我们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取得了政治、外交斗争的主动权。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相关历史影像】
如果秦刚外长所说的是这段历史，而印度又能从中汲取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当然，即便另有所指，也不排除印度那边主动对号入座的可能性。外交辞令之所以有讲究，就是因为给各方都留下了充分的解读空间。
总体来看，中印对于实控线争端，仍然有分歧，不过两国的关注程度不同。印度那边的优先级更高，一直在强调，中印关系想要正常化，首先要解决边界问题。而中方始终主张，边界问题应摆在适当位置。可见，中印双边关系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边界问题的认知是否会有转变。
但印度对这一问题的认知结构，组成相当复杂，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跟殖民主义遗产的多方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