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罗·皮拉尔，翻译/马力，校对/郭涵】
最近，《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彼得·贝克（Peter Baker）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对于职业外交官（其实也包括其他人）而言，这篇文章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读来发人深省。
当报道拜登总统参加《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25周年纪念活动时，贝克指出，“类似该协议的外交突破已经成为历史”。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似乎更倾向于撕毁国际条约与协议，而非达成新的协议。尽管现在就断定美国外交工作走进死胡同尚且草率，但“眼下美国在外交领域的表现确实乏善可陈”，贝克写道。
贝克将签署正式协议作为衡量外交成就的标准，可能有夸大问题之嫌。毕竟，卓有成效的外交成果不仅仅体现在签署正式协议，还包括促进缓和动荡局势的沟通与达成非正式谅解，成功说服外国政府在行动上更加契合外交官所代表国家的利益。尽管如此，贝克还是触及到一些实质性问题，仔细分析导致美国外交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这样做并不为过。
政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曾就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写过一部国际关系经典著作。他在书中列举了分析问题的三层框架，同样可用于分析美国外交能力的退化。贝克的文章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国际体系”这一层面，认为“接近冷战程度的大国竞争格局正在重现”，而目前莫斯科或北京似乎没有兴趣与西方达成妥协。但回想起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曾签署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国际协议（尤其是在军控领域），在这一层面对美国外交能力退化所做的大多数解释都失去了说服力。当前，与一国的竞争对手或敌人和平达成协议的必要性，至少不应输于与盟友伙伴达成协议的必要性。
肯尼思·华尔兹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写于1991年
至于莫斯科或北京是否对向美国妥协存在迟疑，如果能抛开影响两国对外政策的内部因素不谈，只看中俄当前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结论是：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拒绝外交接触。对俄罗斯来说，它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在经济军事实力衰退的大背景下挽救其大国地位；对中国而言，它也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全面挖掘其不断崛起的国力，确保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层面的分析，“一国的政治体制”则为当前美国外交能力的衰退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应为此负责。至少就美国来说，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这种民粹主义抬头的主要影响因素。贝克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在当前美国两党高度分裂的政治环境中，迎合民粹主义基本盘的共和党人高举反全球化的旗帜，往往拒绝向对手国家做出任何让步，然而大国间的协议几乎总是伴随着相互妥协。对民主党总统来说，做出此类妥协必然会遭到反对党的攻讦，意味着政治风险最小的选项就是放弃签署任何新的重大国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