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包括北爱尔兰问题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及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军控条约）都是缔约双方付出了数月甚至数年努力的成果。这个时间线不仅包括达成最终协议所需要的谈判时间，还包括早期为传达共同利益、摸清谈判边界、以及其它奠定谈判基础的外交工作。美国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周期，妨碍了为取得外交成绩所必须付出的持久努力。
美国每次总统换届都会导致联邦政府高层的人事大洗牌，这种美国独有的做法一直是个大问题——无论是就国内还是外交政策而言。过去三十年间，随着党派之争愈演愈烈，这种影响变得更加严重。在高层官员任命问题上，两党一致同意的情况更加罕见，而且一个政党往往会条件反射般地抵制另一个政党领袖提出的任何倡议。
至于分析问题的第三个层面，“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则为难以达成看似十分紧迫的外交协议提供了更多解释。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是近年来美国（与谈判或签署新协议相比）撕毁或背弃更多重要国际协议的主要原因。只要共和党人依旧屈服于特朗普的影响力之下，“领导人”个人层面的因素与前述“国内政治体制”因素间的界限就会比较模糊。通过摆出一副天才谈判家的姿态，特朗普给美国对外关系打上了一层更加个人化的烙印，却没有取得与之相称的实质性成果。他任内处理对朝鲜关系的案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除美国以外，其他大国也具备充分的潜力，加以利用美国当下外交失能的机遇，并且已经展示了这种能力。最近，中国成功促成了伊朗和沙特走向和解，俄罗斯也推动沙特和叙利亚之间恢复往来。中俄两国在促成上海合作组织接纳新成员和金砖国家集团可能的扩容方面都取得了外交成就。与之相比，除了芬兰加入北约（NATO）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回应俄罗斯对进攻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外，美国近年来在外交方面的成就乏善可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与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间的冲突，并与两国外长握手，但会后双方仍未达成和平协议
事实上，特朗普对美国外交工作蒙上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很久以前，美国在诸多重要领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曾促成了多项国际协议，然而对国内政治过于谨慎的拜登政府，却并未致力于消除特朗普给美国外交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拜登政府没有纠正前任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错误（比如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导致巴以实现和平的前景愈发渺茫。上台初期，拜登政府错过了通过行政命令挽救遭前任反悔的《伊核协议》（该协议本可以阻断伊朗拥核的所有可能道路）的机会。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刻意打造了一堵针对伊朗的“制裁之墙”，以在政治上束缚继任者的手脚。此外，特朗普不愿通过签署国际协议来促进美国的对外贸易，拜登政府也没有做任何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