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打破的神话是，抗议有能力表达和强加民众的意愿。实际上，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活动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成功推翻统治者的每一个案例中，都是由武装部队而不是由人民力量来完成的。在埃及，是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即SCAF，首先拒绝向抗议者开火，然后推翻了胡斯尼-穆巴拉克。
Tahrir广场上庞大的人群，对当地和国际媒体来说是如此的鼓舞人心和吸引人，但这只是为客观上的军事政变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和戏剧性的理由。在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将政治压迫的工作交给了他的警察部队--他不信任这个国家的小型专业军队--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播下了他自己垮台的种子。正是突尼斯的军队在军事首长拉希德-阿马尔将军的指导下，而不是街头的抗议者，包围了总统府，迫使他在短短10天的抗议活动后逃离了总统府。从本质上讲，突尼斯革命在街头开始之前，早已在军营中取得了胜利。
然而，人民力量推翻暴君的神话在整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很流行，鼓励示威者走上街头，并促使西方政府在言辞上宣布支持他们实际上感到非常矛盾的事件。由于卡梅伦和萨科齐希望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奥巴马不顾自己的判断，对利比亚进行了军事干预，他把利比亚的战后混乱当作一个警告，不要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干预。但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以及叙利亚的平民示威者和支持他们的西方评论家，错误地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发生足够多的流血事件后，美国最终会发现自己被迫进行干预，推翻阿萨德并建立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这种希望与现实、空洞的言辞与行动之间的错位，对叙利亚人民来说是悲剧性的，使他们陷入十年的战争和破坏。
在2011年战争开始之前，很少有观察家预料到抗议活动会蔓延到叙利亚：夹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的警示性例子之间，人们认为叙利亚人会对一个被分裂所困扰的社会中的国家崩溃保持警惕。武装部队通过种族团结和对逊尼派复仇的恐惧与政权联系在一起，就其人数过多的阿拉维派而言，以及通过安全的中产阶级住房项目的赞助，就军官队伍中的逊尼派主体而言，他们仍然忠于统治王朝，消除了军事政变的前景。然而，相互竞争的地区大国向叙利亚1500多个武装叛乱团体提供武器，使本来就协调不力的起义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困境。
该国基本不参与政治的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事实上，正是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逊尼派中产阶级构成了2015年流向欧洲的大部分难民，他们用脚投票，决定完全不参与这场冲突。该国的基督徒、库尔德人、阿拉维派、德鲁兹人和什叶派等少数民族对逊尼派统治的恐惧超过了对政权的仇恨，为叛军的成功带来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维护阿萨德的统治，叙利亚的人口结构确实是革命的命运所在。随着政权对逊尼派抗议者的镇压，人们的态度更加强硬，战争形成了一种教派动态，与最初的抗议委员会的明确的包容性目标完全不同。政府警告说叛军被圣战分子所控制，这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叛军组织依靠圣战分子卓越的承诺和纪律在战场上赢得战斗，然后发现自己在提供稳定的治理和实施秩序方面被他们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