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普京在战前讲话中强调俄乌两国的历史关联（图源：纽约时报）
与普京民族主义相冲突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乌克兰民族主义和美国自由主义。普京的民族主义是文明型的历史民族主义，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是主权国家的现实民族主义，存在大小、强弱之别。但若仅以此维度分析乌克兰战争，可能即刻陷入对俄罗斯侵略性甚至强权政治的指责。
事实上，乌克兰的主权民族主义是寄生于美国的自由霸权主义之上的，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就是要全盘接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自由主义。这是一种源自美国新教伦理与民主个人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借助人权价值的现代性和民主政治的现实性确立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这是美国的民主软实力，尽管有霸权因素，但也有西方五百年来政治现代性凝聚积累而成的价值正当性。在英文主导的传媒世界里，反俄主义正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这正是美国民主软实力的某种投射和支配。
第三，乌克兰主权民族主义开启民主化与西方化的双重进程，刺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激烈反应。
乌克兰的抵抗，既有主权民族主义的现实性，也有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性。普京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或许确有历史根据，但美国自由主义以其人权与民主的理想话语和现实实践，确实提供了某种无法忽视的“想象共同体”的强大诱惑与政治建构空间。美国成功PUA了乌克兰。乌克兰为了这一“想象共同体”的前途，不惜抗拒和远离斯拉夫民族主义。这既是乌克兰政治现代性的落实，也是乌克兰与美国自由霸权体系的结盟。由此，乌克兰的民主国家建构与乌克兰加入美国霸权体系就成为同一过程。这一进程造成与俄罗斯文明民族主义的规范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冲突，由此，战争可悲地发生并陷入僵局。
第四，极度削弱俄罗斯是一种国际政治的危险游戏，对美国霸权和世界和平都将是无法逆转的损害。
美国气势汹汹，意气满满，试图凭借同盟体系的长期援助甚至非正式的军事介入（运送武器、情报支持、军事训练、雇佣军、财政支持、舆论支持等），使俄罗斯陷入一场痛苦和残酷的消耗战，最终以乌克兰为代价极度削弱俄罗斯，将其赶出大国强权行列。
美国小心计算着援助力度与挑起核战争的危险边界条件，但对于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想象和兴奋逐步超越了最初的战略审慎。米尔斯海默观察到的就是这样的可悲转化。由于美国缺乏必要的战略节制性和对自身力量限度的清醒认知，乌克兰战争正逐步陷入一种“醉汉战争”，美国被胜利的美酒提前灌醉并添油式地不断卷入，而俄罗斯最低限度需要确保不战败，因此双方必然诉诸越来越激烈的军事手段和战场烈度。乌克兰是牺牲品，只是检验和巩固美国霸权的“战场”，而绝非美国真正爱护的“盟友”——况且在法律意义上，乌克兰并不是美国任何意义上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