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ITER前，国际主流聚变会议上，几乎没有我们的声音。如今，越来越多中国学者获邀在大会做主题报告、口头报告，甚至担任会议主席。”但罗德隆说，加入ITER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聚变舞台的中心。

借助我国首个偏滤器位形的核聚变实验装置（HL-2A）和世界上首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这两个大科学装置，我国与全球120多个聚变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每年平均有500人次国际专家访问我国，开展与国内相关聚变研究机构的合作研究。

“ITER并不是一个直接商业应用的发电站，而是一个实验堆，就是要让科学家去做实验，探索和平利用聚变能发电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可行性，为实现聚变能商业应用奠定基础，否则就是给别人做嫁衣。”罗德隆说，加入ITER计划的另一大任务，就是培养人才。

ITER推进过程，也是中国核聚变工程技术人才与团队持续储备的过程。

最初，中国在ITER组织里的工作人员只有20名，是各国中总人数最少的。按照中国9%的贡献比例，应有40—50名的人员配额。如今，ITER组织中方职员数量持续上升，占比近10%，为欧盟外的六方之首。

截至2016年底，超过3400名科学家和2700名研究生参与了ITER专项国内研究项目，他们将为我国未来自主开展核聚变示范堆乃至商用堆设计、建造奠定人才基础。

随着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我国科学家还提出了我国核聚变能源研究发展的建议路线图，比如瞄向更加长远的未来——中国聚变工程试验堆CFETR。

罗德隆说，加入ITER俱乐部，不仅出于战略能源考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中国在若干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培养、项目管理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未来，在科学研究上，可预见的障碍大多都是能克服的，问题是，一定还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困难，比如说今年的疫情，对整个项目的进度会有一些影响。”但罗德隆说，“目前大家还是有信心，在2025年底实现第一等离子体放电。”

“ITER”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回顾过去，人类认识核聚变的路已经走了很久。

有人问：“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一个真正的人造太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坦言，要将成果真正投入商用、变成每家每户可以用的电，可能至少还需要几十年，但他坚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有一盏灯能被聚变之能点亮。这一盏灯，一定要，也只能在中国”。

采 写：科技日报记者 陈 瑜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