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并存，现实主义是一种以武力捍卫利益为核心的理论。前者扮演意识形态和理论的角色，而后者则以实用主义和常识来弥补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的二元论包含一个陷阱，意识形态不再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屏障，而是正在成为众多外交官、学者、记者、军人、商人和其他外交政策精英成员的信仰的象征。意识形态可以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价值观，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它将使社会行动以价值为导向，而不是以目标为导向。
问题在于，“唯一真实想法”的胜利，使得与不同观点和价值观的支持者进行有效对话和达成一致变得不可能。相互间价值观的对抗和排斥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莫斯科得出了“我们别无选择”的结论，军事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矛盾的意识形态戒律和媒体对其的放大，使得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或和平解决分歧的方式。所有这些都被认为不再可能。
这些年来，双方没有听到对方的意见，不仅是因为他们所捍卫的地缘政治利益相反，还因为与价值相关的差异被人际感知所放大。在一个受普遍主义支配的全球社会中，就连政治精英的培养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政治正确的精神下，激增的限制导致了一种全面的 “取消文化”，它针对的是那些无法融入日益教条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框架的人。这在主要国家的国家层面以及全球范围内都正在发生。
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观念及目标设定有直接影响，例如，当声明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是优先考虑具体的国家利益，而是优先考虑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对特定解释的个人权利的保护，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参与全球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列举出上述方式造成的一系列失败，但最重要的后果是引发大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和中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认为，美国和某些美国机构的意识形态动机下的扩张是一种公开尝试，试图给它们施加地缘政治压力。
“历史终结论”之后
当前世界政治已经快速回到了基于武力的无政府状态。“历史终结论”在历史对其自身常规状态的恢复中达到了高潮——核心超级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了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军事冲突成为世界政治发展的推动力，这意味着当前世界政治环境已经回到了超级大国之前的时代。然而，以前的做法，即在大的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不断“调试”权力平衡的做法将不会恢复，这是因为当前世界政治参与者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互动在起初就无法建立一个使彼此满意的平衡。
当前的事件以新的紧迫性提出了价值观层级转变问题。如果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成为可能甚至不可避免，那么这种价值观层级转变会随之进行。这种转变的速率将决定个人和各种社会群体对正在发生事情的态度。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应当关注“英雄主义”和“后英雄主义”社会的对比。在这两种社会中，人们在如何看待武装冲突以及如何看待在对抗中人类表现出的情感和价值观有根本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