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奥巴马时期的政府停摆有2008年经济危机恢复需要时间的客观因素，那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爆发的政府停摆，则反映了美国霸权之下政治经济的脆弱，以及美国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徘徊的代价。
这一次政府停摆发生在2018年12月22日0时开始，持续至2019年1月25日约21时半。在此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由于预算不足，有9个联邦政府执行部门部分或全部关闭，大约四分之一的政府活动以及80万名政府员工受到影响。
此次停摆源于国会未能打破美墨边境墙的57亿美元预算僵局。其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通过包括边境围墙的拨款法案，理由是总统特朗普违背了建造墙的费用将由墨西哥支付的竞选承诺。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投票决定在不包括特朗普要求的资金的情况下通过这项拨款法案。
然而，特朗普仍坚持要求包括修建隔离墙的资金，并表示他将否决任何不包括这些资金的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因考虑到特朗普不会支持的任何进一步拨款法案，甚至是他以前允许通过的法案，于是反过来阻止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任何法案。
美国各党对债务问题很难达成共同的认知，他们更多是从党派竞选优势，从选举和投票优势考虑出发，一次一次地对危机视而不见，人为地延误改革，将泡沫与风险进行技术性处理和延后。
债务上限成为两党政治利益筹码
很大程度上，美式债务上限风险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是其两党以及选举结构，国内经济根源是其依靠无限的量化宽松，以极高的债务推动本国经济和就业，国际经济根源则是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以及主要工业民主国家对美元的信任和追随。
在两党高竞争的推动之下，两党势必将围绕债务限额谈判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通过政治博弈以更多维护本党主张和利益。尤其是共和党，将会充分利用债务限额问题，逼迫民主党让步，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也会借机压制拜登在未来2年的作为空间。竞争的核心是力图削弱总统拜登新的竞选优势。
在两党分歧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国会顺利通过立法干预债务上限的任务异常艰巨。债务上限谈判尤其具有挑战性。美国两党政客和议员利用债务上限问题作为政治利益的筹码，本身是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不负责任。
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耶伦表示，她对美国债务违约感到“紧张”，并警告称，如果国会不在今夏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人将面临可怕的螺旋式衰退。Axios称，耶伦的悲观财政预测，是拜登政府试图向众议院共和党新多数派施加政治压力以提高债务上限的一部分。
诺兰·麦卡迪、基思·普尔所著分析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的经典书籍《政治泡沫》写道，每一次美国金融危机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政治泡沫”，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那种市场行为是政治泡沫促成的；政治泡沫源于特定的信念、制度和特殊利益组成的强大共同体，对金融行业的风险偏好行为；政治泡沫非但不会对其进行阻止，反而会促使、推进并放大；同时政治泡沫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应迟钝且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