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3)

“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山沟里带出一流科研所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38所在贵州黔南自治州的都匀大坪，四面环山，其中有一块平地。我们盖了一些‘干打垒’，相当于毛坯平房，没有厕所。吃菜很奢侈了，下面弄点柴火，上面从房梁上吊个锅，烧点儿开水，很少的菜，加很多的红辣子和盐。”王小谟回忆，“我们还开办了子弟学校，一开始由所里的技术人员轮流兼任教师。开办了医院，因为贵州山区冻雨多，那种毛毛雨，从空中下来就冻了，每年都要摔伤一些人。”

大坪离都匀市区十五六公里，大部分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走路得翻过几个山头，走得快也要五六个小时。“当时进城是一件大事。那会儿，司机是最好的职业。大家都要拍司机的马屁。和司机关系好点儿，可以搭顺风车，去城里买豆腐皮，买肉，拉煤也会先拉到你家。还可以托他买东西。”而儿子是他的心痛，“我没办法为大儿子创造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他后来大学都没能上。”王小谟哽咽。

虽然山沟里条件苦，但政治运动也少。青山绿水中，适合静心搞研究。王小谟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比较平静，是出成果的时期。”这时期的王小谟，挑起了三坐标雷达总设计师的担子，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开始了三坐标雷达长达十三年的研究。

以前的雷达车上没空调，四五十度的高温，人在里面就算只穿一个小裤头，也能看见汗毛孔里汗珠冒出来。经常待在里面做试验的王小谟深知其中的辛苦，于是，他提出在雷达机里装空调器。这种人性化的设计理念，挑战了当时“以苏联为师”的顽固理念，需要巨大的勇气。

果然，这一理念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王小谟斩钉截铁：“人是第一战斗力！人都不行了，你那设备有什么用啊！”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后来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