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3)

甲午,清王朝,体制,文化,社会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们还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的抗日之战。在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数十万台湾军民的武器装备落后、保障条件很差，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同数万日军激战4个多月，先后作战100多次，使日军付出死亡4800余人、伤病2.7万多人的重大代价。这充分显示出人心散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体现社会内聚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

　　体制的重与轻：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说：“国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强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战争的考验之下才能辨别出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坏国防绢织的毒菌。”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在战时直接关乎战争力的生成与释放，在平时则决定着战争力的积蓄。甲午战争作为中日军事近代化的一场大考，无疑清晰地辨别出两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功能强弱差别，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两国传统政治军事体制所具有的“轻”与“重”不同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两国在转身面对近代化时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军事体制呈现周期性循环固化。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凝固的体制、传统的思维相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于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政治神经极不灵敏的古老大国。晚清时期既是封建社会末世，又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这种体制笨滞僵化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根据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神经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承认，中国自醒自救的过程非常缓慢。像海军这种建立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确实需要体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撑，如果体制没有创新，社会仍在沉睡，几艘铁甲舰之力无法挽狂澜。即使在甲午大败之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想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也决不允许。社会神经整体僵化，国家体制惰性十足，使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