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5)

甲午,清王朝,体制,文化,社会

　　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

　　岛国日本和英国，被称为欧亚大陆的两只耳朵，消息灵通，善于学习。尤其是日本，一直处于人类文明边缘地带，没有自己的“轴心文明”时代，其生存哲学是以强者为师、以败者为鉴。日本先以中国为师，16世纪转而学习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纪后掀起通过荷兰了解西方的“兰学热”。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力学习西方以“脱亚入欧”，不像清政府仅限于技术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相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