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韩和元日前发文谈秦国变法成功对当下中国的启示，他指出，纵观整个战国史，不难发现的是，但凡只要肯改革，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强盛。但为何笑到最后的只有秦国？他认为，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持续的改革；二是全方位的改革；三是改革不预设立场。“正是得益于改革不预设立场，秦国才通过后发优势和拿来主义将其他先进国的理念、政策，发挥到极致，奠定了此后秦国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作者指出，在很多人的认识里，秦国的变法始于商鞅。但事实是早于公元前408年，它就开始启动改革了，从“初租禾”制度的颁布实施，到商鞅于公元前338年去世，秦国的改革持续了整整70年之久。在这70年里，秦国的改革可谓涉及方方面面，从最初的税制改革，到之后的户籍及军制改革，再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体制改革，乃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改造，用李斯在《谏逐客令》里的话说就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可以说，于秦国而言，这70年所进行的是一场翻箱倒柜、不留死角的全方位改革。也正是得益于这70年全面而彻底的改革，持续深化的改革，秦国才得以“民以殷富，国以富强”。
作者特别指出，秦献公父子二人有一个共性——异常务实，都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于国有利，都能虚怀接受，不仅是他国的器物和人才，也包括竞争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乃至理念。于秦而言，商鞅无疑是外国人，但却大胆启用。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所有改革，基本上就是通过后发优势，将魏国、楚国等当时先进国家的改革经验拿过来。“正是得益于改革不预设立场，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而集大成，秦国将当时其他先进国家的先进理念、政策，发挥到了极致。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国统一全中国的基础。”
“反观预设立场者的命运如何呢？”作者提到，顺治二年决定启用“时宪历”。这一决定引起朝廷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其中反对最甚的当属大学士杨光先，他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结果呢？正是这些守旧势力的预设立场，使得中国与现代文明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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