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十多年前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号以来，人类在探索外层空间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与外层空间有关的技术和活动的快速发展，要求同时制定监管法律。事实上，尽管外层空间不受国家主权和管辖，但缺乏全面的法律框架可能导致监管真空。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倡议以来，这种治理空白变得越来越重要，该倡议将天基军事冲突的概念，从理论讨论逐渐转变为现实可能性。

为反映这些进步和关切，太空已发展成为国防和战略利益的关键领域。在《太空军事化：法律如何在战争中提供保护？》中，北约将太空指定为与陆地、水域、空中和网络空间并列的第五个作战领域。

美国太空部队（USSF）作为美国武装部队的一个新分支的成立，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转变，象征着各国太空军事化的趋势日益增长，引发了关于这种军事化的影响和法律性的争论。

随着人类将触角伸向宇宙，曾经和平的外层空间领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和潜在冲突的舞台。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标志着各国对这一新领域的认识和利用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对传统上适用于地面战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如区别对待、相称性和防止不必要的痛苦等，现在正在太空环境中经受考验，而太空环境与地球战场大相径庭。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扩展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使其适应复杂、多维的太空战争环境。

现行法律框架

《外层空间条约》起源于1966年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讨论。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222(XXI)号决议。该决议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所载原则的延伸，而《宣言》本身由联合国大会1963年第1962(XVIII)号决议确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空间法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与其人道主义目标保持一致。他们的参与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成过程中尤为显著。该决议的重点是通过制定外层空间负责任行为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框架，遏制与空间有关的威胁。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联合国大会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凸显了其致力于在这一新兴领域应用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决心。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条约》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第70-84条）禁止使用滥杀滥伤或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这些禁令不仅限于陆地战争，还延伸至太空活动。此外，《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禁止为军事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这包括任何改变自然进程以影响地球或外层空间动态的方法，特别是如果这些改变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的影响。

从陆地地雷到太空地雷

《外层空间条约》为外层空间活动奠定了全面的法律基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框架，强调了负责任地开展太空活动的重要性。它们的共同努力凸显了在这一广阔领域采取合乎道德和负责任的行动的迫切需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应用和执行这些原则，却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

在研究那些考验既定法律规范的限度和解释的具体事件时，这一点尤为明显。2007年，中国成功试射了一枚直接上升式反卫星（ASAT）导弹，瞄准并摧毁了一颗过时的气象卫星。这一事件不仅展示了中国先进的太空能力，也赤裸裸地证明了使用此类武器的后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尼古拉斯-约翰逊和他的同事E.Liou、M.Horstman、C.Stokely和D.Whitlock对事件的特征和后果进行了全面分析。他们指出，导弹袭击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碎片场，散落着200多万个碎片，每个碎片都有10厘米那么大。这些碎片以每秒3,000至7,600米或每小时约27,000公里的速度在轨道上运行，对太空运行构成重大威胁。举例来说，这种速度使标准军用步枪的5.56毫米子弹的速度相形见绌，后者的速度为每秒940米。2007年中国进行的反卫星导弹试验在展示先进能力的同时，也凸显了《外层空间条约》中关于现役空间武器的法律模糊性。

这一事件揭示了空间碎片危险升级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凯斯勒综合症"，一次碰撞引发更多碰撞，导致空间碎片产生的自我循环。

此外，同轨反卫星武器的测试和部署，也加剧了这些危险。这些由火箭发射的装置被设计成与其目标进入相同的轨道路径，并可在轨道内导航以接近并最终摧毁目标。2009年，苏联时代的非活动宇宙2251号卫星与活动铱通信卫星之间发生了灾难性碰撞，这说明了同轨反卫星武器的巨大破坏潜力。这次事件造成的破坏比中国2007年反卫星导弹试验造成的碎片场更为广泛，凸显了这类太空武器的严重风险。

伦理考虑

在太空中使用反卫星武器是当代军事战略的升级，不仅带来了许多人道主义问题，也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提出了挑战。反卫星武器有能力扰乱、破坏甚至摧毁用于民用和双重目的的卫星，这使人们开始关注此民用和军用类太空军事行动的深远影响。

部署反卫星武器引起的关切的核心是空间碎片的产生。如前所述，当反卫星武器被用来摧毁空间物体时，它们会产生广泛的碎片场。这些碎片可在轨道上停留数年，对通信和天气预报至关重要的重要民用卫星以及国际空间站构成持续威胁。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尤其成问题，因为它导致了一旦启动就无法控制的滥杀滥伤后果。这种行动直接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石--区分原则，该原则要求明确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

此外，通过反卫星武器活动破坏气象卫星对灾害管理和平民保护具有直接和有害的影响。国际人道主义法高度重视保护平民，特别是在冲突期间。对预测和管理自然灾害至关重要的天气预报等关键服务的中断，可以被解释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平民保护原则。同样，在紧急情况下对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的卫星通信的中断也进一步挑战了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人道主义救济原则。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宇航员被广泛视为平民，但由于使用反卫星武器可能与空间碎片发生碰撞，他们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这不仅危及他们的生命，也违反了保护平民的原则。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将宇航员视为人类使者，突出了确保他们安全的义务，强调了在太空领域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更广泛承诺。

未来的挑战和限制

在空间法领域，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外层空间条约》在规范空间武器方面的局限性带来了重大挑战。这些局限性反映了空间活动的复杂性和不断演变的性质，以及建立一个细致入微的法律框架的必要性。

在《外层空间条约》存在的50年中，它设法建立了在外层空间维持和平的法律框架。然而，自成立以来，外层空间事务处目睹了技术和军事进步，如空间探索私有化、卫星碎片过多的危险以及空间武器化和军事化，这些都构成了挑战和限制。

总之，空间军事化和武器化的不断升级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框架来管理这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外层空间条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虽然《外层空间条约》为空间和平奠定了基础框架，但其模糊的定义和缺乏关于空间武器化的全面规则导致了监管空白。由于缺乏专门的空间执法机构，《外层空间条约》无法有效执行其规定，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

空间技术的双重性和技术进步的迅猛速度使，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适用进一步复杂化，国际人道主义法难以使其原则适应空间战争的独特挑战。这些为地面冲突设计的原则在适用于外层空间时面临解释上的挑战。随着各国继续优先考虑太空军事利益，越来越有必要制定新的条约和法律机制，以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确保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空间治理的未来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和限制，确保空间仍然是和平探索与合作的领域。

阿德里安-费尔曼西亚2024年1月14日《现代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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