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涛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赖消费拉动，形成消费、投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极为关键。因此，本文基于我国储蓄与消费、投资与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与消费关系的三种权衡，分析当前消费不足的原因。未来应持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
导致消费不足的“三个失衡”
一是存在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居民预防性储蓄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受到进一步挤压。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出现致使全球经济低迷、市场萎缩，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及未来不确定性增强的局面，企业和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都有所提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收入骤减或突发性开支。为了保证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出于预防性动机，很多家庭会选择降低即时消费，增加存款或增加对相对安全的金融产品投资。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占GDP比重都很高，并且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企业、居民储蓄关系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我国企业和居民储蓄均处于较高水平。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相互较为独立。通常而言，当企业储蓄增加时，其资产会随之增加，如果居民持有企业的股权，企业增加的资产会以股票价格上升的形式使得居民财富同向增加。因此，在国外，家庭资金往往是企业股权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而在我国，体量庞大的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企业股权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储蓄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较小。换言之，企业储蓄难以转化为居民财富被居民直接利用，企业与居民部门的储蓄彼此相对独立，居民自身还需积累大量储蓄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综上所述，当前，企业与居民部门资产难以相互“沟通”的结构性困局，以及预防性储蓄动机的提升，使得储蓄对于消费的挤压情况格外显著。
二是存在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实现对就业的带动，对消费绝对水平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率虽然较高，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却都偏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制度因素带来的投资偏好。由于地方政府存在政绩考核和竞争压力，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投资对此有直接的积极影响，因此，地方政府有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支出、降低工业用地价格等方式吸引投资的倾向。这些行为使得辖区内的投资回报率提高，助推了投资率的走高。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于消费的促进往往被忽视，且在该策略下进行城市土地规划时往往会导向对住房用地的限制，从而抬高了住房价格，使得居民需要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应用于住房储蓄，当期消费能力降低，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加剧。另一方面是劳动报酬较低带来的投资消费比例的进一步失衡。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虽然近年来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红利出现下降，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依然属于劳动力供给较为充足的国家。由于劳动力报酬相对较低，收入分配更多向资本倾斜，这种资本与生产要素之间的扭曲不仅刺激了企业的投资，而且低劳动报酬本身也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消费能力有限。以上多种原因导致我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了消费不足的困境。
三是存在收入增长放缓与分配不均衡。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普遍放缓。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各行各业运行重回正轨，国民经济持续回暖，但居民收入增长势头还有待实质性修复。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2%，但依然低于2021年全年的9.1%以及2019年全年的8.9%。如果沿着2013—2019年上半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路径线性外推，可以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确有放缓之势。这与经济修复动能偏弱、地产行业和外贸出口不景气、企业投资信心不足等多重因素有关。考虑到居民消费和其收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收入增速的放缓将不可避免地掣肘居民部门消费的扩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依然存在，难以支撑大规模消费需求。
当前的转移支付和直接税再分配制度都存在可优化的空间，例如，对于财产性的收入缺乏有力的调节机制，再分配政策对于农村地区的效力偏低等。从现状来看，近年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虽然有所缓解，但2023年我国基尼系数仍为0.47，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财富向高收入群体聚集，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不仅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整体消费市场的活力。中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更倾向于将有限的收入用于基本生活需求和预防性储蓄。高收入群体虽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但其消费增长速度不足以抵消中低收入群体消费不足的影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控制预防性储蓄水平，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政府应当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有效调控财政收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减少因风险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一是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人口老龄化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延长退休年龄，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此外，还应积极推动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养老保障。二是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是确保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制度安排，应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医保覆盖面和报销比例，降低看病成本，减少因疾病而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减少因医疗资源不足而进行的过度储蓄。三是加强失业保险制度建设。失业保险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减轻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经济压力，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应加强失业登记和信息采集工作，提高失业保险金水平和覆盖面，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和援助，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四是加强住房保障和教育保障。住房和教育是人民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增加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供应，降低住房负担。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减少因教育支出而进行的过度储蓄。
第二，优化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利润分配模式，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一是要加强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科学设定员工绩效评估机制，确保利润分配公平公正，设立与企业绩效挂钩的奖励机制，鼓励员工持有公司股份，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水平，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满意度。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利润水平，从根本上保障利润分配制度的执行效果。二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财富的再分配。调整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度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压力。推进资源税改革，基于各地区资源条件的差异合理确立税率水平，避免统一税率给企业造成结构性负担。健全转移支付机制，通过调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划分比例、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等方式，促进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加大对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确保税收的公平征收和有效使用，维护税制体系的公信力和稳定性。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持续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提振居民信心，刺激消费需求。引导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支持消费市场，规范推出多样化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领域推动培育新型消费模式，引导资金流向热点消费领域。加强对消费信贷用途和资金流向的监管，支持消费信贷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消费信贷在扩大消费中的积极作用，在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行业特点，优化小额消费信贷和信用卡的利率、还款期限、授信额度。
第三，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是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以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率方向转型，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为提升居民收入创造条件。推动服务业发展，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扩大服务业比重，提高服务业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发展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优化劳动力市场，改善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素质，使其适应新产业和新技术的需求，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公开和匹配机制，促进劳动力供需的有效对接，减少结构性失业，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重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和劳动合同管理工作，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居民收入。三是加大消费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消费品质量和品种，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放宽消费领域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消费领域，促进良性竞争，降低消费品价格，提高消费者实际购买力。
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有其内在逻辑。面对当前消费不足的挑战，积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这将引导居民增加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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